ZT 高伐林 转来了汪精卫后人的一封信……
转来了汪精卫后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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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历史”由“历”和“史”组成，即“对过去的公正记录”（据《说文解字》：历，过也，传也；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我心目中的历史，更接近将英 语“历史”一词拆字——history拆开来就是his story（他的故事）：历史，不是无数人经历的集合，而就是“他（她）”的生命流程、所见所闻
2004年2月，时任多维媒体集团总裁兼总编辑何频先生转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说：“你们新泽西这位是什么人，怎么发这么大的火？”我一看，电子邮件中劈头就 说：“最近贵报发表《陈璧君：牢底坐穿的女人》一文，完全是一派胡言。”随后“污蔑革命党先烈”“对读者毫不负责”的指斥接二连三，火气的确不小！
一看信末署名：“读者何重光”，我明白了。
我对何频说：我在新泽西华人举行文化活动中结识这位女士，但还没有机会深谈，她是汪精卫、陈璧君的外孙女。平时她待人接物很有礼貌啊，再说国人批汪已经60来年了，她们家应该早已习惯义愤填膺的声讨了，这次反应却如此激烈，必有内情。
何频就索性委托给我：那就请你帮忙去征求意见：她说我们转载国内的这篇文章是“一派胡言”，那么她了解的真相是什么呢？
毫无思想准备地仓促上阵，便是我与许多历史名人、历史事件结缘的开始——说不定，这甚至是我人生轨迹的转折点，就这样跌进历史门坎，后半辈子就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了。
在此之前，不是没有接触过探讨历史。就在前一年，我跟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制作者之一卡玛谈过，跟《文革受难者》的策划人王友琴博士谈过，沉浸在 “文革”血泪交迸的岁月之中。但是那毕竟还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年华，关注的落脚点也毕竟还是现实。而这次搅动的，不折不扣就是尘封的史页，比成为时下热 点的“文革”“反右”都要早，一直上溯到抗日战争、辛亥革命。
有了无数次交谈——通电话，写电子邮件，登门拜访当面讨论，与年满花甲的何重光夫妇谈，与她年近九旬的父母、汪精卫的女儿女婿汪文惺、何孟恒（何文杰）两位老人谈。谈了还要看，很荣幸得到被访者的信任，他们搬出了成叠的史料，摊开了成摞的照片，摆出了成打的线索……
说“得到信任”，当然不意味着站在被访者立场上，成为其忠实的代言人；而是要站在独立立场上，成为他们认真的对话者。作为历史人物的直系后裔，他们对其 先辈会有基于血缘和亲情的情感倾向，会有自己特定视野与角度的认识局限，这既难以避免，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真相的探索者，应该有自己清醒的认 识。一开始，我就对汪、何两位老人说：对采访者的要求，是尽量客观；对被采访者的请求，是尽量理性。他们对此完全理解和认同。事实上，以他们的人生经历， 并不需要谁跟着他们回忆的喜怒哀乐而随声附和，需要的是这样的人：既能与他们一起“重返”历史现场审视蛛丝马迹，又能站到今天的高度来俯瞰来路，条分缕 析。我的自我角色定位能被他们高度认同，对我的盘根究底连串质疑，他们也就不以为忤，反而求之不得了。
对于他们所讲的内容，还要去广泛查阅各种史料，相比照、相印证。事实上，这也是采访对象再三的要求，他们多次对我说过：你不能光听我们的，要去查阅更多 资料，尤其是原始资料。于是，除了自家图书派上用场，我也成了附近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频频造访者；回国更是到书店和出版社搜求，不辞劳苦搬到美国。
实话实说，心中有几分兴奋：汪精卫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人物，由于其政治抉择给其名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得到历史学界全面深入的 研究。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象征符号了，怎么骂他都可以无所畏惧，学者要研究他却不免有所顾忌，“口将言而嗫嚅”。这就给我这样半路出家、没有 包袱的“历史实习生”留下空间。何况，有亲属知情人能够提供若干第一手资料，这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啊！
兴奋归兴奋，真一涉足，却大吃一惊：任何一个看来不大的历史专题，典籍论述都汗牛充栋，学有专攻的专家穷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全部读遍；即便是汪精卫这样并未得到学者充分重视的历史人物，官史野史、正传轶闻，也不仅以其数量繁多让人气馁，更以其真伪混杂让人束手。
最艰巨的，还在于清理自己的观念。突破官方禁区易，挑战民众思维定势难，而我自己正是民众一员，与所有同胞一样，我自己就有十分坚固的思维定势，对历史 事件和人物，早已经被灌输了一脑子“忠奸”“善恶”的预设观念。历届执掌权柄者，为了证明其权力来源的合理合法，遵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妖魔化 政敌，垄断了大量的史料，掩盖了大量的史实，对于掩盖不了的也尽量加以简单化的诠释。这就使包括我在内的处在信息缺乏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只能将活生生的历 史人物，按照京剧脸谱的方式，分门别类，非红即黑，归类的标准，也只能跟随权力者的评价“官云亦云”。
正如禅宗和西哲用不同方式说过的同一道理：一个杯子装满了水，是不可能再向里面倒进任何水的。于是我的采访过程，就成了不断用新的“水”（信息）来替换 原来的“水”（固有预设观念）的过程。或许对我来说，这也是采访历史事件知情者和名人后裔的又一重吸引力：它能够让我跳出原来的位置，从新的视角观察，不 断挑战、不断超越我自己头脑中的成见。
就这样，从澄清汪精卫的 “绯闻”开始，随后采写汪精卫河内被刺事件之谜，汪精卫之死和遗嘱真假、汪精卫与张学良争论始末、汪精卫从“容共”到“反共”……手上还有三四个关于汪精 卫的专题正在进行。采写的人物范围也不断扩大，以前我也常说新泽西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却没有想到，就在我居住地点周围不大的地域内，竟有如此之多的历史事 件的亲历者和历史人物的知情人，题材“自动”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
历史是什么？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方石碑，一堆竹简，一摞发黄的照片和档案，一些辞书的条目……而对我来说，历史就是眼前这一位皱纹深刻的老者，就是 他或她沉缅于往事的眼神、缓缓叙述的话语、或长或短的停顿。如果说，汉语“历史”由“历”和“史”组成，即“对过去的公正记录”（据《说文解字》：历，过 也，传也；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那么我心目中的历史，更接近将英语“历史”一词拆字——history拆开来就是his story（他的故事）：历史，不是无数人经历的集合，而就是“他（她）”这一个人的生命流程、所见所闻。
采访时或许没有多想，但事后不无惊异地发现：这些选题居然都与汪精卫选题类似，都隐含着对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现成定论的某种质疑、挑战甚至颠覆——原 来，并不是所有“他（她）的故事”都同等对我有吸引力！对仅仅用某个人的经历去验证、去重申公认结论的选题，自己实际上兴味索然，已经有成万上亿的人这么 说过的话，何必再去记录某一位老人大同小异的话？既然“历史意味著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海德格尔），既然“一切 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那么，我的采访的价值所在，正在于去挖掘或者放大“这一个”老人的声音，去仔细查看并摇撼那些既定公论的基石，去尝试改变过 去的事件影响现在和将来的方式。
2004年到2006年，我关 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历史人物的知情人的采访，都发表在多维集团旗下的各种媒体——《多维月刊》、《多维时报》和多维新闻网，有一些经过删节后也被大陆媒 体采用。多维提供给我充分的自由：负责人所要求于我的，只是要符合专业规范，而在采访人选、课题、观点、篇幅上，概不干预；多维旗下各家媒体的记者、编 辑、排版美术人员，表现出可贵的团队精神，给予了切实有效的协助和支持，从提供参考文献、采访线索，到指点我提问的技巧，批评我表述的不足，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我也要感谢明镜出版社给予我这样一个机会，选出两年多来的这些采访文稿汇集成册出版。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所有接受我采访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历史人物的知情人，是所有认真倾听、热情讨论的读者。
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所收录的，均为我自己采访撰写、重在记述有关历史人物命运（及其家庭、后代遭遇）的文章，有些在意图上另有侧重（例如阐述某种见解， 或者侧重谈现实课题）的专访，以及由我提问、由采访对象作书面回答的文稿，尽管各有价值，就不选入了。还要说明：我算不上一个学者，这些记录历史事件当事 人和名人后裔讲述往事的文章，肯定不够格列为专业的论述。不过，我心中所悬的，是“尽量真实准确”这么一个专业标杆，自我要求，是至少从我的笔下，尽可能 不再传递不准确的信息，以讹传讹。若能给真正的专家提供一点继续探究的新线索，给广大的读者开辟一个重新思考的新视角，这些文字也就算没有白写。至于其中 的错谬之处，一定少不了，还望方家给以批评斧正！
2004年12月写，2006年6月11日修改，用作《历史尘埃》（明镜出版社）一书的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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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历史”由“历”和“史”组成，即“对过去的公正记录”（据《说文解字》：历，过也，传也；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我心目中的历史，更接近将英 语“历史”一词拆字——history拆开来就是his story（他的故事）：历史，不是无数人经历的集合，而就是“他（她）”的生命流程、所见所闻
2004年2月，时任多维媒体集团总裁兼总编辑何频先生转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说：“你们新泽西这位是什么人，怎么发这么大的火？”我一看，电子邮件中劈头就 说：“最近贵报发表《陈璧君：牢底坐穿的女人》一文，完全是一派胡言。”随后“污蔑革命党先烈”“对读者毫不负责”的指斥接二连三，火气的确不小！
一看信末署名：“读者何重光”，我明白了。
我对何频说：我在新泽西华人举行文化活动中结识这位女士，但还没有机会深谈，她是汪精卫、陈璧君的外孙女。平时她待人接物很有礼貌啊，再说国人批汪已经60来年了，她们家应该早已习惯义愤填膺的声讨了，这次反应却如此激烈，必有内情。
何频就索性委托给我：那就请你帮忙去征求意见：她说我们转载国内的这篇文章是“一派胡言”，那么她了解的真相是什么呢？
毫无思想准备地仓促上阵，便是我与许多历史名人、历史事件结缘的开始——说不定，这甚至是我人生轨迹的转折点，就这样跌进历史门坎，后半辈子就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了。
在此之前，不是没有接触过探讨历史。就在前一年，我跟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制作者之一卡玛谈过，跟《文革受难者》的策划人王友琴博士谈过，沉浸在 “文革”血泪交迸的岁月之中。但是那毕竟还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年华，关注的落脚点也毕竟还是现实。而这次搅动的，不折不扣就是尘封的史页，比成为时下热 点的“文革”“反右”都要早，一直上溯到抗日战争、辛亥革命。
有了无数次交谈——通电话，写电子邮件，登门拜访当面讨论，与年满花甲的何重光夫妇谈，与她年近九旬的父母、汪精卫的女儿女婿汪文惺、何孟恒（何文杰）两位老人谈。谈了还要看，很荣幸得到被访者的信任，他们搬出了成叠的史料，摊开了成摞的照片，摆出了成打的线索……
说“得到信任”，当然不意味着站在被访者立场上，成为其忠实的代言人；而是要站在独立立场上，成为他们认真的对话者。作为历史人物的直系后裔，他们对其 先辈会有基于血缘和亲情的情感倾向，会有自己特定视野与角度的认识局限，这既难以避免，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真相的探索者，应该有自己清醒的认 识。一开始，我就对汪、何两位老人说：对采访者的要求，是尽量客观；对被采访者的请求，是尽量理性。他们对此完全理解和认同。事实上，以他们的人生经历， 并不需要谁跟着他们回忆的喜怒哀乐而随声附和，需要的是这样的人：既能与他们一起“重返”历史现场审视蛛丝马迹，又能站到今天的高度来俯瞰来路，条分缕 析。我的自我角色定位能被他们高度认同，对我的盘根究底连串质疑，他们也就不以为忤，反而求之不得了。
对于他们所讲的内容，还要去广泛查阅各种史料，相比照、相印证。事实上，这也是采访对象再三的要求，他们多次对我说过：你不能光听我们的，要去查阅更多 资料，尤其是原始资料。于是，除了自家图书派上用场，我也成了附近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频频造访者；回国更是到书店和出版社搜求，不辞劳苦搬到美国。
实话实说，心中有几分兴奋：汪精卫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人物，由于其政治抉择给其名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得到历史学界全面深入的 研究。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象征符号了，怎么骂他都可以无所畏惧，学者要研究他却不免有所顾忌，“口将言而嗫嚅”。这就给我这样半路出家、没有 包袱的“历史实习生”留下空间。何况，有亲属知情人能够提供若干第一手资料，这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啊！
兴奋归兴奋，真一涉足，却大吃一惊：任何一个看来不大的历史专题，典籍论述都汗牛充栋，学有专攻的专家穷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全部读遍；即便是汪精卫这样并未得到学者充分重视的历史人物，官史野史、正传轶闻，也不仅以其数量繁多让人气馁，更以其真伪混杂让人束手。
最艰巨的，还在于清理自己的观念。突破官方禁区易，挑战民众思维定势难，而我自己正是民众一员，与所有同胞一样，我自己就有十分坚固的思维定势，对历史 事件和人物，早已经被灌输了一脑子“忠奸”“善恶”的预设观念。历届执掌权柄者，为了证明其权力来源的合理合法，遵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妖魔化 政敌，垄断了大量的史料，掩盖了大量的史实，对于掩盖不了的也尽量加以简单化的诠释。这就使包括我在内的处在信息缺乏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只能将活生生的历 史人物，按照京剧脸谱的方式，分门别类，非红即黑，归类的标准，也只能跟随权力者的评价“官云亦云”。
正如禅宗和西哲用不同方式说过的同一道理：一个杯子装满了水，是不可能再向里面倒进任何水的。于是我的采访过程，就成了不断用新的“水”（信息）来替换 原来的“水”（固有预设观念）的过程。或许对我来说，这也是采访历史事件知情者和名人后裔的又一重吸引力：它能够让我跳出原来的位置，从新的视角观察，不 断挑战、不断超越我自己头脑中的成见。
就这样，从澄清汪精卫的 “绯闻”开始，随后采写汪精卫河内被刺事件之谜，汪精卫之死和遗嘱真假、汪精卫与张学良争论始末、汪精卫从“容共”到“反共”……手上还有三四个关于汪精 卫的专题正在进行。采写的人物范围也不断扩大，以前我也常说新泽西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却没有想到，就在我居住地点周围不大的地域内，竟有如此之多的历史事 件的亲历者和历史人物的知情人，题材“自动”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
历史是什么？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方石碑，一堆竹简，一摞发黄的照片和档案，一些辞书的条目……而对我来说，历史就是眼前这一位皱纹深刻的老者，就是 他或她沉缅于往事的眼神、缓缓叙述的话语、或长或短的停顿。如果说，汉语“历史”由“历”和“史”组成，即“对过去的公正记录”（据《说文解字》：历，过 也，传也；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那么我心目中的历史，更接近将英语“历史”一词拆字——history拆开来就是his story（他的故事）：历史，不是无数人经历的集合，而就是“他（她）”这一个人的生命流程、所见所闻。
采访时或许没有多想，但事后不无惊异地发现：这些选题居然都与汪精卫选题类似，都隐含着对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现成定论的某种质疑、挑战甚至颠覆——原 来，并不是所有“他（她）的故事”都同等对我有吸引力！对仅仅用某个人的经历去验证、去重申公认结论的选题，自己实际上兴味索然，已经有成万上亿的人这么 说过的话，何必再去记录某一位老人大同小异的话？既然“历史意味著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海德格尔），既然“一切 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那么，我的采访的价值所在，正在于去挖掘或者放大“这一个”老人的声音，去仔细查看并摇撼那些既定公论的基石，去尝试改变过 去的事件影响现在和将来的方式。
2004年到2006年，我关 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历史人物的知情人的采访，都发表在多维集团旗下的各种媒体——《多维月刊》、《多维时报》和多维新闻网，有一些经过删节后也被大陆媒 体采用。多维提供给我充分的自由：负责人所要求于我的，只是要符合专业规范，而在采访人选、课题、观点、篇幅上，概不干预；多维旗下各家媒体的记者、编 辑、排版美术人员，表现出可贵的团队精神，给予了切实有效的协助和支持，从提供参考文献、采访线索，到指点我提问的技巧，批评我表述的不足，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我也要感谢明镜出版社给予我这样一个机会，选出两年多来的这些采访文稿汇集成册出版。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所有接受我采访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历史人物的知情人，是所有认真倾听、热情讨论的读者。
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所收录的，均为我自己采访撰写、重在记述有关历史人物命运（及其家庭、后代遭遇）的文章，有些在意图上另有侧重（例如阐述某种见解， 或者侧重谈现实课题）的专访，以及由我提问、由采访对象作书面回答的文稿，尽管各有价值，就不选入了。还要说明：我算不上一个学者，这些记录历史事件当事 人和名人后裔讲述往事的文章，肯定不够格列为专业的论述。不过，我心中所悬的，是“尽量真实准确”这么一个专业标杆，自我要求，是至少从我的笔下，尽可能 不再传递不准确的信息，以讹传讹。若能给真正的专家提供一点继续探究的新线索，给广大的读者开辟一个重新思考的新视角，这些文字也就算没有白写。至于其中 的错谬之处，一定少不了，还望方家给以批评斧正！
2004年12月写，2006年6月11日修改，用作《历史尘埃》（明镜出版社）一书的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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