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高伐林 悬案：汪精卫政治遗嘱是真是假？
悬案：汪精卫政治遗嘱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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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 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这份遗嘱究竟是真是假？
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一甲子加10年了。作为孙中山遗嘱的代笔起草人，他写下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样的名句。那么，他自己的政治遗嘱又是怎样的呢？
汪精卫没留政治遗嘱
汪精卫并非猝然撒手人寰，在日本的医院就住了252天，按照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寸步不离他身边，只休息了一天的大女婿何孟恒（何文杰）先生的回忆，汪精卫直到最后一刻，尽管不能下床行走，神志却一直非常清楚。按常理推断，他不会不留下一份政治遗嘱。
然而，当汪精卫的遗体于1944年11月从日本名古屋运回中国后，不少人不止一次地问其妻子陈璧君：汪是否留下政治遗嘱，她总是否认。笔者与汪精卫的长 女汪文惺及其夫婿何孟恒夫妇多次交谈，详细了解过汪精卫去世时的情形，他们也都用很肯定的语气说：完全没有他亲笔写或者口述政治遗嘱的印象。
何孟恒在自己撰写的关于这段岁月的回忆中说：医生们觉得对病人家属应该交代实情，坦白地说汪精卫罹患的是Carcinoma，是癌症之一种，不得不开始作 各种后事准备。但“妈妈（陈璧君）认为当初来日本的时候就把职权交给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代理……既然现时不在其位，也就不宜遥控指示。而且病人的精神和体 质，又实在能够帮到些什么呢？另一个原因就是病人的情况既然如此，又怎能向他宣布实情，令他伤心绝望呢？”遗嘱的事就这样一天天拖延了下来。直到有一次， 他最信任的人之一林柏生来名古屋看望他，就由他很婉转地提问：“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汪精卫是非常聪明的，一听就明白了林柏生所问何来。何孟恒记得：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回答，大意是：生平的思想言论，都跟随着时势的变迁，陆续发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真正可以留存后世的，就是‘双照楼诗词稿’了。”
这样说来，汪精卫确实没有留下政治遗嘱了。
然而，1964年香港《春秋》杂志突然发表了一篇据说是汪精卫的题为“最后的心情”的文章，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一份政治遗嘱，顿时引起史家关注。
汪精卫死后20年出现一份遗嘱
这份东西从何而来？到底是出自汪本人，还是别人伪造？
美国人约翰·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一书中，记载了一段来历：《春秋》发表这篇文章的过程是从1963年秋开始的。当时该刊收到了一 封寄给朱子家的信，朱为该刊撰稿，但并不常去编辑部。该刊甚为粗心，竟让那封信在办公室里沾满了灰尘，“直到1964年2月8日，朱本人碰巧来办公室串门 时才领走。朱打开一看，信封上只写上了香港某保险公司的回信地址，里面是一份长达四页半用毛笔书写的文件。据说这就是汪的遗嘱，但笔迹显然不是出自汪之 手。在另外一张纸上写着“最后的心情，兆铭”等七个汉字。书法秀丽，的确像是汪的亲笔。信中还有一张普通的黄色便条，上面写有汪精卫长子在九龙的住址以及 “请转交”等字样。给朱子家本人倒没有写什么。
我以前曾介绍过，“朱子家”是金雄白的笔名。他曾在汪政权当官，是周佛海的部下，后来著有以其 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追述，他曾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这份长达5000字（实际为4700余字——高伐林注，以下括弧内文字，除 另注明外，均为高伐林注）的四页半文件，最后认定它是真的。他曾设法寻找那个匿名的寄信人，但一无所获，那个唯一的线索——保险公司的地址——也没有起什 么作用（注2）。
既然信中所附汪精卫长子（即汪文惺的哥哥汪孟晋）的地址并无错误，那么寄信人完全可以将文件直接寄给汪的长子，为什么他却没 有这么做，而是寄给了朱子家即金雄白？金因此认为，寄信人的意愿就是交给他来公布于世。于是他就这么做了，把文件交给了《春秋》杂志，在该刊1964年2 月号全文发表，其后并刊载于《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
当时的识者都说“笔迹显然不是出自汪之手”，那么出自谁的手？又过了40年后的今天，何孟恒非常肯定地告诉笔者：那是龙榆生的笔迹。
扯进一位古典文学专家
龙榆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龙榆生生于1902年，殁于1968年，江西万载人，中国著名词学家，先后任中山大学、复旦大 学、中央大学等院校的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资料组长、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有《中国韵文史》、 《唐宋词格律》、《词曲概论》等。
龙榆生为什么会扯进这件事呢？何孟恒先生介绍，龙榆生与汪精卫家很有私交，过从甚密，教过汪的儿媳的古文和诗词。他担任过汪政权立法委员，后来也为此坐牢，与陈璧君等人一起服刑，一道读书。
“金雄白那个时候已经找过我了，他拿了这篇东西来给我看，要找我太太（汪文惺）的嫂嫂（即汪精卫长子汪孟晋的妻子），那意思就是母亲（陈璧君）要将东西交给儿子。我一看，认出是龙榆生的字迹，这不会错，因为是龙榆生写的，我就带了金雄白去找我太太的哥哥。”
何孟恒回忆这篇文件的来历，与上述说法有点不一样。他说：信封上写着的是寄给香港广东银行几楼的一个商业办事处——从什么地方寄出来的他就记不得了——又从那个办事处的地址寄给金雄白。
“后来金就发表了。那正是汪氏去世第20年。”
这篇文章中，汪精卫的嘱咐正是：“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即汪兆铭，汪精卫的本名）殁后二十年发表。”
没见他写，但也不能率尔否定
文件的来历如此神秘，而其内容，也费人疑猜。
美国人博伊尔说：“在我所调查过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它是真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则认为它是假的，其余的人经再三研究后，也坦率地承认他们拿 不准。”何孟恒大概就属于这最后的三分之一，他对笔者反复强调：“龙榆生的字我可以证明，但是其它的我就不能证明了。我没有看到他（汪精卫）写。”“对于 《最后的心情》，我既无法证明，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写；但是我也不能否定。至于这篇东西中所讲到的，我觉得真实可信。而且，我实在无法想出来：到底有谁会造 假呢？”
对于没有人在汪精卫病重期间看到他写或口述遗嘱这一质疑，相信遗嘱为真的金雄白争辩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可以假定汪在去日本之前就已将它写好了，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只要作一些最后修改，并写上“1944年10月”的日期就可以了。
至于陈璧君一再否认汪精卫写过遗嘱，也可以这么解释：汪精卫本人并没有说这份东西是“遗嘱”，陈璧君也并不认为它是通常意义上交代后事的“遗嘱”。
何孟恒先生给笔者出示了他手抄的这份《最后的心情》。我将这份手抄件打字输入了电脑。这份文件网上也有流传，我没有一一核对是否有出入。
在这里，我把这份寓辩解于剖白、涵沉痛于欣慰、内容广泛的“最后的心情”，刊载出来，请读者根据內容来辨析：它是否真出自六十年前的汪精卫？
注释：
1，《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约翰·亨特·博伊尔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
2，《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香港春秋杂志出版，1964年。
2009年年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史景迁教授（Jonathan D. Spence，左立者）和夫人金安平（左坐者），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赠书中国计划负责人马大任教授（最右侧坐者），以及笔者等人，应汪精卫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前右背对镜头者）邀请，一起商讨关于汪精卫遗物的保存和研究。（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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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一甲子加10年了。作为孙中山遗嘱的代笔起草人，他写下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样的名句。那么，他自己的政治遗嘱又是怎样的呢？
汪精卫没留政治遗嘱
汪精卫并非猝然撒手人寰，在日本的医院就住了252天，按照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寸步不离他身边，只休息了一天的大女婿何孟恒（何文杰）先生的回忆，汪精卫直到最后一刻，尽管不能下床行走，神志却一直非常清楚。按常理推断，他不会不留下一份政治遗嘱。
然而，当汪精卫的遗体于1944年11月从日本名古屋运回中国后，不少人不止一次地问其妻子陈璧君：汪是否留下政治遗嘱，她总是否认。笔者与汪精卫的长 女汪文惺及其夫婿何孟恒夫妇多次交谈，详细了解过汪精卫去世时的情形，他们也都用很肯定的语气说：完全没有他亲笔写或者口述政治遗嘱的印象。
何孟恒在自己撰写的关于这段岁月的回忆中说：医生们觉得对病人家属应该交代实情，坦白地说汪精卫罹患的是Carcinoma，是癌症之一种，不得不开始作 各种后事准备。但“妈妈（陈璧君）认为当初来日本的时候就把职权交给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代理……既然现时不在其位，也就不宜遥控指示。而且病人的精神和体 质，又实在能够帮到些什么呢？另一个原因就是病人的情况既然如此，又怎能向他宣布实情，令他伤心绝望呢？”遗嘱的事就这样一天天拖延了下来。直到有一次， 他最信任的人之一林柏生来名古屋看望他，就由他很婉转地提问：“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汪精卫是非常聪明的，一听就明白了林柏生所问何来。何孟恒记得：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回答，大意是：生平的思想言论，都跟随着时势的变迁，陆续发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真正可以留存后世的，就是‘双照楼诗词稿’了。”
这样说来，汪精卫确实没有留下政治遗嘱了。
然而，1964年香港《春秋》杂志突然发表了一篇据说是汪精卫的题为“最后的心情”的文章，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一份政治遗嘱，顿时引起史家关注。
汪精卫死后20年出现一份遗嘱
这份东西从何而来？到底是出自汪本人，还是别人伪造？
美国人约翰·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一书中，记载了一段来历：《春秋》发表这篇文章的过程是从1963年秋开始的。当时该刊收到了一 封寄给朱子家的信，朱为该刊撰稿，但并不常去编辑部。该刊甚为粗心，竟让那封信在办公室里沾满了灰尘，“直到1964年2月8日，朱本人碰巧来办公室串门 时才领走。朱打开一看，信封上只写上了香港某保险公司的回信地址，里面是一份长达四页半用毛笔书写的文件。据说这就是汪的遗嘱，但笔迹显然不是出自汪之 手。在另外一张纸上写着“最后的心情，兆铭”等七个汉字。书法秀丽，的确像是汪的亲笔。信中还有一张普通的黄色便条，上面写有汪精卫长子在九龙的住址以及 “请转交”等字样。给朱子家本人倒没有写什么。
我以前曾介绍过，“朱子家”是金雄白的笔名。他曾在汪政权当官，是周佛海的部下，后来著有以其 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追述，他曾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这份长达5000字（实际为4700余字——高伐林注，以下括弧内文字，除 另注明外，均为高伐林注）的四页半文件，最后认定它是真的。他曾设法寻找那个匿名的寄信人，但一无所获，那个唯一的线索——保险公司的地址——也没有起什 么作用（注2）。
既然信中所附汪精卫长子（即汪文惺的哥哥汪孟晋）的地址并无错误，那么寄信人完全可以将文件直接寄给汪的长子，为什么他却没 有这么做，而是寄给了朱子家即金雄白？金因此认为，寄信人的意愿就是交给他来公布于世。于是他就这么做了，把文件交给了《春秋》杂志，在该刊1964年2 月号全文发表，其后并刊载于《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
当时的识者都说“笔迹显然不是出自汪之手”，那么出自谁的手？又过了40年后的今天，何孟恒非常肯定地告诉笔者：那是龙榆生的笔迹。
扯进一位古典文学专家
龙榆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龙榆生生于1902年，殁于1968年，江西万载人，中国著名词学家，先后任中山大学、复旦大 学、中央大学等院校的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资料组长、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有《中国韵文史》、 《唐宋词格律》、《词曲概论》等。
龙榆生为什么会扯进这件事呢？何孟恒先生介绍，龙榆生与汪精卫家很有私交，过从甚密，教过汪的儿媳的古文和诗词。他担任过汪政权立法委员，后来也为此坐牢，与陈璧君等人一起服刑，一道读书。
“金雄白那个时候已经找过我了，他拿了这篇东西来给我看，要找我太太（汪文惺）的嫂嫂（即汪精卫长子汪孟晋的妻子），那意思就是母亲（陈璧君）要将东西交给儿子。我一看，认出是龙榆生的字迹，这不会错，因为是龙榆生写的，我就带了金雄白去找我太太的哥哥。”
何孟恒回忆这篇文件的来历，与上述说法有点不一样。他说：信封上写着的是寄给香港广东银行几楼的一个商业办事处——从什么地方寄出来的他就记不得了——又从那个办事处的地址寄给金雄白。
“后来金就发表了。那正是汪氏去世第20年。”
这篇文章中，汪精卫的嘱咐正是：“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即汪兆铭，汪精卫的本名）殁后二十年发表。”
没见他写，但也不能率尔否定
文件的来历如此神秘，而其内容，也费人疑猜。
美国人博伊尔说：“在我所调查过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它是真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则认为它是假的，其余的人经再三研究后，也坦率地承认他们拿 不准。”何孟恒大概就属于这最后的三分之一，他对笔者反复强调：“龙榆生的字我可以证明，但是其它的我就不能证明了。我没有看到他（汪精卫）写。”“对于 《最后的心情》，我既无法证明，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写；但是我也不能否定。至于这篇东西中所讲到的，我觉得真实可信。而且，我实在无法想出来：到底有谁会造 假呢？”
对于没有人在汪精卫病重期间看到他写或口述遗嘱这一质疑，相信遗嘱为真的金雄白争辩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可以假定汪在去日本之前就已将它写好了，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只要作一些最后修改，并写上“1944年10月”的日期就可以了。
至于陈璧君一再否认汪精卫写过遗嘱，也可以这么解释：汪精卫本人并没有说这份东西是“遗嘱”，陈璧君也并不认为它是通常意义上交代后事的“遗嘱”。
何孟恒先生给笔者出示了他手抄的这份《最后的心情》。我将这份手抄件打字输入了电脑。这份文件网上也有流传，我没有一一核对是否有出入。
在这里，我把这份寓辩解于剖白、涵沉痛于欣慰、内容广泛的“最后的心情”，刊载出来，请读者根据內容来辨析：它是否真出自六十年前的汪精卫？
注释：
1，《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约翰·亨特·博伊尔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
2，《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香港春秋杂志出版，1964年。
2009年年初，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史景迁教授（Jonathan D. Spence，左立者）和夫人金安平（左坐者），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赠书中国计划负责人马大任教授（最右侧坐者），以及笔者等人，应汪精卫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前右背对镜头者）邀请，一起商讨关于汪精卫遗物的保存和研究。（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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