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国制造: 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缘何衰落
09/20/2010
ZT 中国制造: 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缘何衰落
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工厂
1846 年12月6日，一艘中国制造的帆船从香港出发，开始了其漫漫的远航。这艘长45米，高5.8米，排水量800吨的三桅帆船绕过好望角，于1847年7月到达纽约，这也是第一艘造访纽约的中国船只。这艘名叫“耆英号”的中国船随后又访问了波士顿，并于1848年2月17日离开波士顿港驶往英格兰，仅用了21 天，耆英号就到了泽西岛，稍事休整后于3月28日到达了伦敦，这比美国蒸汽邮轮的速度还要快。
刚刚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伦敦市民们对“耆英号”的到来非常好奇，他们宁可花上一个先令也要登上中国船来看个究竟。大批参观者当中甚至包括了维多利亚女王和诸多王室成员。中国帆船抗击风暴的能力，以及精良的制造工艺甚至优于英国本土造的帆船，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中国制造”在前工业化时代所创造的最后奇迹。
实际上，就在普遍认为是中国屈辱史开端的184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一些有争议的研究成果甚至显示，当时中国GDP是世界的33%，比美国和欧洲的总和还要多，而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GDP只占世界的5%。
黄仁宇曾经这样描绘那个时代中国制造的盛景：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鼎盛之际，中国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
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与我们想象中的帝国暮日不同的场景：
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丝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它们以其优良的品质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出口品，那些被认为是保守和落后的长三角自耕农们则是世界上最为勤勉和智慧的供应商。
在珠三角地区，“景德镇—广州产业链”的形成，源源不断地按照欧洲王室贵族提供的订单，生产出奢侈的外销瓷产品。
在福建沿海，茶叶的出口则为地方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武夷茶成为各国商人竞相争购的商品，这一优势一直持续到1880年代。
即使在市场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方，比如运河上的城市——临清，则成为北方制砖产业的中心，鼎盛时期，有数千座窑口在日夜不停地为北京城提供修建宫殿、城墙、陵墓所需的“贡砖”。
而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更加封闭的省份，如四川等地，其地方特产如盐、酒等一样跨越了省界，行销于远近。
在那些繁荣的城市和忙碌的工场作坊里，很多后来蜚声世界的产品，已经赢得了口碑。在这幅图景当中，中国近三百年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活跃程度完全超出了我们平日的想象。
但是，这一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制造”盛景，虽然经逾千年的孕育与积蓄，至此正达到它的顶点，但却在短短一两百年间迅速地褪色。
亚当·斯密观察到：“……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直到1915年，作为前工业时代的遗产，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国制造获得各种大奖74项，金牌、银牌、铜牌、名誉奖章、奖状等共1200余枚，在整个 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这是对上个时代的中国制造的最后检阅，那些由成千上万的小农家庭和小作坊拼凑在一起的“中国制造”大型牛车，并没有被打造为一部现代工业机器，最终也未能避免解体的命运。
近百年后，新的一批“中国制造”才走到世界的前台。而百年前的“中国制造”们，多数已湮没无闻，只有极少数仍煜煜生辉。
历史毕竟无法驻足，在开头的故事中，那艘中国广东出产的帆船最后被拖至英国柴郡海岸闲置，随后以“研究目的”拆毁。此后，则是装备了蒸汽机械的英国轮船驰骋在世界广袤的海域之中。这则160年前的故事，更像是前工业化时代“中国制造”命运的一个隐喻——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武夷茶的黄金年代
19 世纪中叶，沉寂已久的福州港口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中国内乱切断了传统的华南、华中贸易线路。于是，驰名世界的武夷茶从武夷运至福州，然后外销至英国。伦敦的头春新茶比从前提前了两个月，新茶首市自然身价培增。然而，英国人带来白银的同时，也带来了鸦片，并且带走了茶种，中国茶很快败退下来。
1868年，卢公明心情颇为矛盾地从北方赶回了福州。
早在他还在奥本神学院读书之际，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就立志到长满茶树的中国去传教，去解救那些可怜的、不信上帝的采茶人。他知道，在中国，即使是最穷之人，也有自己的茶。茶，是中国人生活的必需品。
然而，如今卢公明却退出了美国美部会传教活动，成为了美国琼记洋行从事茶叶贸易的一名翻译。
■ 开辟新茶路
18 年前，卢公明来到福州，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堪称最成功的传教士。甫到福州，他就在南台郊区售卖传教书籍而颇有声名。数年之中，他编写、出版的传教小册子达二十余种。福州首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信徒，也是他所办学校里的学生。那时候，他想，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像饮茶一般，把信奉上帝作为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将是上帝福音传播者何等的荣耀。
18世纪以来，饮茶成为一种国际性的风尚，尤其是英国人。茶叶来到英国之际，正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以乡村为基础的文明向以城市为基础的文明转变之时。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绿金：茶叶帝国》一书里认为，中国茶叶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可以说，茶叶不仅形塑了英国中上层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饮茶对促进英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是，靠贩运胡椒发家的东印度公司转而从事利润可观的茶叶贸易，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售量增加了四百倍。尤其是产自福建武夷山的红茶，在英国就是茶叶的代名词。但在1840年之前，清帝国实行海禁政策，一切对外贸易只能通过广州港口。武夷茶输往欧美的中转站便是广州。
在崇安县的武夷山麓，每当茶季来临，那些树上的叶子被采摘下来，运送到县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门别类，烘培、调和并包装以后，再运至通商港口。包装在箱子里的茶叶从星村和赤石出发，水路跋涉，绕道行走，先是装在木筏上，每个筏子上装12箱，运至崇安，然后再由苦力们背着攀越武夷山抵达江西铅山。这一路上，山道宽约六尺，路面是小方块的花岗岩铺就。苦力们每次担着1-2箱茶叶，需要八天才能送达目的地。从铅山出发的小船，要装22箱，运至河口，然后换作载重 200箱的船只顺江而下，出鄱阳湖，溯赣江，经过十八滩而抵达赣州。至赣州再以载重60箱的船运至南安。然后苦力们扛着茶箱穿过梅岭，在南雄装船到韶州，再换载重量为500-600箱的大船，顺北江南下，经过珠江到达广州。星村至广州，这趟茶叶线路长达2885里，费时50天至60天。
这些珍贵的茶叶，在路上运行如此之长，自然提高了运费，每一百斤运费就是三两六钱五分银子。再加上沿途有七个税卡，到了广州，还要贿赂海关，英国还有茶叶税，每磅三钱七分五厘，所以武夷茶在伦敦出售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好多倍（《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一册）。
早在卢公明来到福州前十几年，英国人已经试图进入神秘的武夷茶区。1832年，英国船阿美士德号进入闽江口，侦察福建沿海。这次航行的指挥官、英商胡夏米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发现，如果在福州直接贸易，仅运费一年就可以节省60万两。他们在福州停留了27天后返程。两年后，郭士立再次与英国鸦片商人戈登乘小船沿着闽江进入武夷茶区。这次，他们如愿以偿了解到传说中的茶。戈登还亲自在茶园里采集了标本，并带回了茶种。一年后，他们再次前往茶区，途中被福建当局拦截。这三次探险和商业刺探所得情报，让英国人了解到福州独有的经济价值，直接导致福州日后成为通商口岸。
然而，1844年开埠之后，福州的贸易出乎英国人的意料，堪称惨淡。来福州的第一艘美国船，停泊了一个多月无人前来交易，最后只好把船上的胡椒、洋布减价出售，作为回程旅费。驻福州领事若逊1849年初沮丧地向香港总督报告说：“我再一次担任这个不愉快的任务，向你报告，我们曾经怀着使这个港口成为欧洲商船的常临之地和英国商人驻中之点的希望，仍未实现。……在过去这半年中，没有任何英国商船或其他国家的商船曾经到过这个港口。”（转引自郭秀清：《五口通商时期之世界“茶港”——福州港的沉寂与兴起》，《闽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为此，英国对新口岸的商业价值进行了调查，曾经想用福州和宁波交换杭州、苏州和镇江三个内地口岸，最后由于中国反对作罢。
当卢公明在1850年来到福州的时候，外国人寥寥可数，除了几个领事馆人员，就是传教士。传教士们和商人一样，都是被福州的贸易前景所吸引来到此地。但是道光皇帝一开始就不愿意让外国人深入茶区腹地。福州开埠之后，闽浙总督刘韵珂揣摩圣意，暗中做当地商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与外国人做生意。传教士的工作自然也颇不顺利。当卢公明奉命在南台建造住所，去察看建筑工地时，被当地民众用石头赶跑。
这时，因为上海崛起，武夷红茶转由上海港出口。茶叶被运到江西河口，经水路运至玉山，再由人工搬运到常山，这段路比较好走。再沿钱塘江顺流而下，经杭州至上海。由崇安到上海，全程1840里，24天可以到达，运费和时间都节省了不少。
然而，1853年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到广州的旧茶路和通往上海的新茶路。美国旗昌洋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茶季来临时，派遣中国买办携带茶款到武夷茶区收购红茶，运至福州港出口。恰好福建巡抚也上奏，因为战乱，茶叶贸易收到阻隔，担心那些藉茶叶糊口之人失业生事，请求朝廷暂开海禁。于是，一条新茶路开通了。从武夷山到福州只要4-8天，这是最合理快捷的一条茶路，大宗红茶沿着闽江直运到福州，出口欧美。
一个世界性的茶叶贸易港逐渐形成。
旗昌洋行的第一次茶叶采购非常成功，到了该年9月，已经有两艘满载着武夷茶叶的船只离港。各国资金雄厚的洋行纷纷仿效。日后卢公明供职的琼记洋行也在第二年设立福州代办处（琼记洋行的创始人曾是旗昌洋行的合伙人）。
卢公明一定曾经亲眼目睹春天福州港的盛景。武夷头春新茶上市之际，无数张挂着白帆的运茶船，从福州港罗星塔下启航。那是英国造船师特地设计的“中国茶叶飞剪船”。这让武夷新茶比从前提前了两个月到伦敦。在茶船到港的第二天，要是伦敦的杂货店在橱窗里没有摆出武夷茶，这家店的生意就堪忧。于是，茶叶的输出量直线上升。1855年是15,793,700磅，1860年就达到了40,000,000磅。在茶季开市之前，大量商业资本流入福州。
■ 鸦片与茶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对华茶叶贸易。从1815年起，每年的茶叶贸易就让它获利100万磅以上，占到了该公司商业总利润的90%。东印度公司1758年在广州设立了常驻管理会，一方面大量购买跌价的“冬茶”；一方面签订下一个季度要购买的新茶合约。管理会一般先与行商预定一份买卖合同，公司按照合同上购买茶叶的总值，预付50-80%的定银。而广州的行商也必须将合约上的数额交付后，才可以把剩下的茶叶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商人。
在预付货款的基础上，东印度公司为了推销英国的毛纺织品，在茶叶贸易中强行将毛织品按比例搭配销售：公司向行商购买茶叶，行商就得购买一定比例的毛纺织品。藉此，东印度公司堵住英国国内对其垄断权的责难，哪怕这些毛纺织品在中国市场无人问津。
于是，大量的白银被输入中国用来购买茶叶。据估算，在1700-1840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逆差愈拉愈大，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英国殖民地印度种植鸦片，运往中国销售，将其收入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这样，英国人把工业品卖给印度，再通过走私把鸦片卖给中国，中国人则把茶叶卖给英国，英—中—印独特的三角贸易形成了。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回吐外流，巨额的白银重新装进了英国人的腰包，而中国则出现了“银荒”。
当卢公明来到福州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城市的居民有如此多的瘾君子。据他说，截止到1863年12月31日福州进口货物总值超过1050万美元，其中500多万元是用来购买鸦片的。红茶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鸦片则是最大宗的进口货。福州的鸦片馆甚至比米店还多。
在他所写的书《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里，卢公明描述了福州城居民日常生活的变化。在这种“提神醒脑”的鸦片没有输入之前，当地人接待宾客，总是用一杯热茶，或是请客人抽上一口水烟。如果没有热茶待客，那就是主人的失礼。现在，人们经常一边抽鸦片，一边聊天或谈生意。“在上层社会里，请客人或朋友抽鸦片可能已经和美国三四十年前请朋友喝葡萄酒、朗姆酒、白兰地等传统的待客之道一样普遍了。”
他看到，福州的鸦片消费和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增长迅速。它所带来的破坏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和可怕。”（林立强：《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福州教育出版社）因此，虔诚的教徒卢公明写了中文小册子《劝戒鸦片论》。他向中国的瘾君子们推荐了一位高明医者，便是救世主耶稣；这位医生有奇方妙药，就是上帝福音。然而一贯讲求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反唇相讥：要是耶稣能帮人戒除鸦片就拜他，不能革除就不拜他。
卢公明自然无法给出一个有速效的戒烟方子。事实上，他日后供职的琼记洋行也做着贩卖鸦片的生意。在1850年代，这家美国商行一直用小船在沿海一带兜售鸦片。
而戈登从中国运回的8万颗茶种，早已经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中发芽、生长，幼苗被广泛种植在印度各地，以便确定哪里适宜茶树生长。
■ 绿金诱惑
卢公明兴办了格致教会学校，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他编写发行的传教小册子也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商业的繁荣，逐渐改变了福州人的价值观，他们开始追求享受，崇尚财富。就连传教士们的生活也起了微妙变化。卢公明写信给波士顿美部会总部，抱怨他的薪水连日常开销都应付不了。此外，他的两任妻子和幼女都先后在福州患病去世。他自己在1868年失音症再次复发。这些，令这位怀抱理想的福音传播者心灰意冷。
此时，福州的茶叶贸易进入全盛时期。到1867年底，福州有15家英国商行，3家美国商行，2家德国商行和1家英国布律吉商行，3家银行，2家货栈和1个印刷局。茶叶贸易变得竞争十分激烈，风险也颇大。于是，那些长居福州、精通中文并且了解茶叶市场的传教士成了各大洋行青睐的人才。卢公明此时来福州传教已逾 14年，他会讲福州方言，了解中国社会，并且曾经实地考察过茶叶种植、制作和生产情况。经过一番比较、抉择，他终于决定弃教从商。
“我已接受了福州琼记洋行的邀请，职责是充当译者。从那天起我与美部会的合作就终止了。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的声誉代表了我向往一种积极的生活；第二、我喉咙的病况使我无法进行有规律的频繁传教；第三、由于我的学校经营失败，没有任何美好前景。”（《卢公明日记手稿》，转引自林立强：《茶叶· 福音·传教——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卢公明弃教从商个案研究》）在写给好友的信中，他吐露心声：健康问题和传教事业的不理想，令他选择弃教从商。他希望好友了解他是被迫接受这个工作的。他的朋友安慰他，在商业圈里做一名忠实的基督教徒，这无损于他的价值。
卢公明没有详细记录他在琼记洋行的工作。但通过美国人斯蒂芬·洛克伍德的剖析，我们大概可以还原他的工作概貌。洛克伍德根据琼记洋行的档案资料，写了《美商琼记洋行在华经商情况的剖析（1858~1862）》一书。
由旗昌洋行开创的内地采办制度，已经是各外国商行的常规。早春时节，洋行的买办把现钱送到产茶地区。5月初，从福州前往内地贸易区收购红茶（尚需烘培加工）。到夏季晚期再去采办日后作为绿茶出售的茶叶。从6月到9月，茶叶运到福州；采购茶叶的活动持续到夏末。然后琼记洋行在自己的仓库里进行茶叶的烘培和重新包装（也有部分茶叶在集散地烘培）。烘培和包装工作从7月持续到11月。在通商口岸还见不到茶叶星子以前，约有数万美元陆续汇往内地贸易区。以 1860年为例，琼记洋行派一位买办携带25万美元，从福州前往内地采购。具体采购计划如下：从福州采办的第一批茶叶，将以38000美元购买白毫 1300箱，以13000美元购买乌龙1300箱。如果战争没有引起茶价波动，打算到5月份再拨付25000美元，然后相机行事。
卢公明的工作应该包括随从琼记的福州买办到茶叶产地收购茶叶。在他所写的《英华萃林韵府》附录中，记述了许多茶叶贸易的具体过程。他提到当时福州茶行已经是精细化作业，茶行分工十分细致：看门、看更、上更、下更、理茶工人、印招牌、裱招牌、打席包人、打藤人、钉箱人……作为当时三大茶市之一（其他两处为上海、武汉），福州销售的最上等红茶如工夫和小种，来自武夷山区；青茶如乌龙和宝春，大部分来自沙县、高桥、洋溪等地；最好的白毫则来自邵武、梨源、将口、小湖等地。在他从商的两年间，福州市场上的茶名多达281种。
这位曾经的传教士于是有机会目睹资本的巨大力量，那是一种远比福音更有吸引力的东西。那些与外国商行订了供应合同的茶商迅速致富。譬如崇安县人邹茂章，以经营茶叶起家，数年家产有二百多万贯。福建许多地方原本是穷乡僻壤，因为种茶而商贾云集，哄然成市。曾经有两位美国传教士前往内地游历，在闵北下洋茶区遇见一群快乐的采茶人。茶农们以为他们是前来采购茶叶的洋商，大为欣喜，当得知他们是传教士时，脸上就浮现出失望的表情。
欧美对武夷红茶巨大的需求量，刺激着福建茶叶经济发展，伪茶随之而生。在19世纪60年代，外国商人就抗议中国茶商们在新茶中混有老茶，或者把茶叶末掺进茶叶之中。有的茶商则在装箱时没有使用足够的铅，以致到目的地时茶已经受潮发霉。卢公明对此说过一句狠话：“如果要比商业贸易中欺骗无知、诈骗粗心人的方法的话，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几个国家的人能超过中国人。”
种种缺乏商业道德的行为，伤害了“中国制造”的信誉。1872年，福建省会通商总局特地颁发了一个“打假檄文”。布告首先指出，近年来出口的乌龙、工夫等茶掺入碎末，或用梗黄拌入增重，这种行为导致洋商运回国内亏本。通商总局呼吁茶商们守信用，保护中国茶的声名：“查商贾贸易全凭信实力能近悦远来。本口茶叶一向为货物大宗，自各国通商以来行栈增多生意日盛，自应各整行规公平互市，以期于国驰名信孚中外。”同时，如有奸商样货不符，或制作伪茶，一旦被洋商告发，“定即严拿究办决不宽贷”。
或许是内心深处一直矛盾重重，卢公明对自己在琼记洋行的工作情况记述很少。我们不晓得他薪金多少，但琼记洋行似乎对员工颇为慷慨，十九世纪后期一名上海分行的品茶员，年薪便有5000美元。卢公明的薪水可能不会达到这个数目，但肯定比他当一个传教士时宽裕得多。1873年他因病回国治疗，7年后去世。
他无从知晓的是，和他曾经昙花一现的传教事业一样，武夷茶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过去了，福州港在19世纪80年代沉寂下去。茶叶“中国制造”垄断地位丧失了──1888 年，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首次超过从中国进口的数量。因为过度采摘，茶树被破坏以及加工过程中粗制滥造的现象，让武夷茶丧失了市场竞争力。更令人叹惜的是武夷茶叶出口总值的一半，是用来支付鸦片的款项。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福建的茶农和茶商们收入丰厚；然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没有为福州经济进一步发展积累实力。
到了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直到世纪末，英国品牌主导了世界茶叶市场。
CHINA：前工业时代的易碎品
在鼎盛时期，广州的工场里，数以万计的工人为欧洲王室巨富生产着世界最华贵的瓷器。这些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同样有极为脆弱的一面。
1602 年，刚刚成立不足一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程的葡萄牙商船凯莎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令荷兰人吃惊的是，此次拍卖引来了大量富豪贵族的关注，其中不乏君主的身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购买了一套精美的餐具，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着购入瓷器。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据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中记载“拍卖这一船瓷器， 商人获纯利了五百万盾”。
■ 西来的订单
荷兰人的这一传奇经历震动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瓷器 。仿照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17 世纪后期，法国首相马扎然按照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他们颇有深意地以“中国”命名了它。而这家“中国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前往广州购置瓷器。当法属中国公司的商船经过长途漂泊到达太平洋西岸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最好的贸易时机到来了。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早先控制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满清政权击败了占据台湾多年的郑氏家族，彻底统一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沿海的海盗武装也基本销声匿迹了。特别是1673年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下令取消海禁，这条命令中说“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由此，外国商船就可以前往指定港口进行贸易了。当然，中国货物进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在随后的时间里，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获准在广州城开办了自己的商站，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经营生丝、茶叶，当然陶瓷买卖也是其中的大宗货物之一。最早获得这一权利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715年），紧接着法国（1728年），荷兰（1729年），丹麦（1731年），瑞典（1732年），他们先后在广州设立了贸易站点。为了方便交易，与洋商相对，1720年广州商人也自发组织了一个公行专营瓷器。行规中明确规定“瓷器要特别工巧者，任何人得自行交易。”
法属“中国公司”的安菲特里号到达广州港时，他们向中国行商们出示了一批绘有奇怪纹案的图纸，要求中国商人按照图样烧造，并许诺将给予丰厚回报。几个月后，这批由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如约交工了。
当“中国公司”将这些瓷器运回欧洲后，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褒奖，原来这些图案正是法国的甲胄、军徽、皇家纹章图案。
其实，把徽章烧制在中国瓷器上这也并非法国人的创举，早在明朝中后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过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定制过一只绘有曼诺尔一世徽章的青花执壶。由于当时颜料色彩所限，加之中国海禁政策严厉。那件瓷器并没能引起欧洲王室多少兴趣。但是这批法国的纹章瓷属于细瓷烧制工艺，并采用了粉彩技术，色彩艳丽夺目，而中国正处于海禁大开的局面，机会就在眼前。
如此诱人的良机，当然会引来欧洲各国贵族纷纷效仿，由此，“纹章瓷”便在欧洲盛行起来。此后的几十年间，英国的“三狮”；俄国的“双头鹰”便随之出现在了中国出口的瓷盘上，据瑞典人统计，在中国的明清之际，约有300 家贵族先后来到中国定制过纹章瓷。
■ 贸易链
随着欧洲商船的靠岸，登陆的不仅仅是滚滚财源，更是一场中国制瓷史上的变革。
法国人定制的纹章瓷是广州来样加工贸易之始，也是中国制瓷业变革的第一步尝试。当机敏的广东商人意识到巨大商机到来之时，便主动去适应了这种变化。
欧洲订单的频频东来，催生了广州珠江沿岸那些专门承接欧洲订货业务的门店，在这里洋商可以与广东商人签订协议，按照洋商指定的种类、造型、式样、工期进行详细的约定。而后，广东商人再将订单发往千里之外的景德镇进行烧制。由于，外国商人们的需求不同，所以定制样式五花八门，不免引起内地工匠们的好奇。
《景德镇陶录》就记载了上述情形，书中说“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 www.6park.com
然而，景德镇与广州城之间路途遥远，又有山水之隔。欧洲人的订单传至江西、烧制成器、经过彩绘后再运回广州交货的漫长过程日渐显现出了弊端。途中出现破损在所难免，而纹样风格走形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到了行商们的经济利益，更毁损了广东商人的信誉。于是，外销瓷的生产重心开始了南移。
清代刘子芬在自己的私人著述《竹国陶说》提到:“海通之后，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迳广州……，欧士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恒，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
广东行商们凭借着销售渠道上的优势很快介入了生产领域，他们雇佣工人、培训画工。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珠江口，在此他们承揽外洋业务，拿到订单后就地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样一来，不但交货日期大大提前，路途损耗以及绘图质量大幅提高。这种生产模式不久便流行开来，一时间广东珠江沿岸陶瓷工场鳞次栉比。在工场中，一些技术变革也正在无声地进行着。
■ 变革时代
变革首先是从设计开始，此时的广东出口的中国瓷器图案主题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五福捧寿、太平有象、马上封侯了，在街头商铺中陈列着更多的是圣经故事、君主头像、西洋风情。这种变化不光是来源于欧洲商人提供的图案，更有中国商人对于欧洲人消费心理的揣摩。尽管广州的华人中还没有几个能够弄懂耶稣与圣母的关系，西班牙王室的发色是黑是黄，但是大多数中国画工们已经像模像样地画起了西洋画，在技法上他们尽量减少了对于传统直线的使用，开始以西方人所习惯的曲线来表达纹案之美了。
继绘画纹案变革之后，外销瓷在器型上也进行了改良。海禁大开之后，瓷器进入了正常的贸易渠道。大量优质的民窑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欧洲市场上，瓷器也不再是王公贵族收藏把玩的奢侈品，很多质地精良的产品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了生活用具。
欧洲人的需求，再次引领了中国制造业的变革。为了满足欧洲人的需求，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中国的陶瓷匠人们制作出了瓷制的汤盆、盖盅、色拉碟、咖啡壶、马克杯等纯粹的西方生活用具。甚至他们考虑到欧洲人胡须浓密的特点专门生产出一种带弧形缺口的圆盘，以供欧洲人剃须时垫在颈下使用。
在西方消费市场的引领下，中国民窑不断地进行着研发上的创新，他们用中国的硅酸盐技术逐步侵蚀着欧洲原有的锡器、木器、甚至金银制品的市场份额。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成功的，中国制瓷匠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自我突破式的技术改良，他们在以世界市场为导向调整着产品的生产。可以说，国际市场正在拖拽着中国制瓷业不由自主地前行。
如若说，纹案设计的变化、器型研发的改进还只是简单的人为适应西方消费者习惯的话。生产要素的汇集才是广州外销瓷加工真正崛起的标志。
1769年一位名为William Hickey美国旅行者参观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在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种工厂当时在广州还有一百多个。”
在广州就有两万人进行手绘劳作，这个数字在那个农为本的时代中是惊人的。尽管很遗憾，我们已经无据可查这些人口的来源，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出自传统的农业社会。更为惊人的是这些人的工作性质，他们与景德镇那些官窑中世代从事劳作的匠人不同。匠人们出自“匠籍”，他们的劳动完全是一种义务的服役形式。而珠江口内的这些绘图工人则完全采用了雇佣形式，商人出钱工人出力，工人有了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和流动性，形成了完全意义的雇佣关系。这就使得广州拥有了最为充沛的人力资源。
除去充足的人力以及便利的销售渠道以外，行商群体介入生产使得广州制瓷业的生产要素变得更加完备。在当时社会条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资本家这一角色出现，而最具雄厚财力与经营头脑的莫过于行商。在人力、土地、资本、资本家四要素齐备后广州制瓷业开始了勃兴。
诸多的制瓷工场汇集一处，使得广州瓷业日渐产生了集群效应。一方面带来的是生产成本低廉化，另一方面则是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精湛的手工制瓷技艺，顺应欧洲消费心理的绘图设计，加之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广州一时间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加工也的新中心，而“广彩瓷”也由于其物美价廉的特性在国际上大为热销。一时间，中国瓷成为了欧洲人心目中的最好品牌。
1759年瑞典公司就曾指示他们在广州的代理人“购买重的和耐用的中国瓷器。”刊刻于1830年的《出使暹罗、交趾》一书更是直白地记载了欧洲人的看法。“（西方人）适用于家庭应用之粗陶器，是暹罗人烧造，但普通及较好的各种瓷器，大量出自中国。”
美誉度的提高，伴之而来的就是品牌价值的提升以及市场占有率的加大，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记载的统计数字看，该处每年从中国运往欧洲的瓷器竟达300万件之多。
仅仅是商业数字还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作为一种高端消费品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引领上流社会的审美时尚。此时正值欧洲洛可可风格兴起之际，“广彩瓷”凭借着其细润光滑的外观、规整有序的形体以及清白雅致的细腻风格，走入了欧洲诸多王宫贵胄之家，无论是从实用价值还是艺术风格上都给欧洲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然而，正当中国外销瓷如贵妇般被欧洲王室追捧之时，她的竞争对手们却悄然出现了。
■ 竞争者
1644年明朝灭亡，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被切断，荷兰人便开始在远东寻找替代品，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与中国只有一海之隔的日本。
1649年，他们向日本订购了第一笔共65000件瓷器的订单，尽管这个数字还不算庞大，但是对于掌握制瓷技术只有49年的日本人来说已经相当勉为其难了，他们的工匠们昼夜加点直到两年后才完全交付，日本瓷器就是这样步履蹒跚地走入国际市场的。
尽管日本瓷器起步较晚，但是17世纪80年代，一个名叫柿右卫门的家族研制出了一种乳白色浊瓷。他们在瓷胎上进行风格精致拘谨的彩绘，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很快这种瓷器就出现在了欧洲市场，由于其更接近当地人的审美，不久便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日本瓷在中国“广彩瓷”原有的市场中分得了第一杯羹。
与此同时，欧洲人自行烧造的第一批瓷器也出炉了。然而，令人们哭笑不得的是他们模仿对象并非拥有两千年瓷器史的中国，而是临摹了刚刚出师的日本。德国人柏特格（Bottger）利用发现的高岭土仿制出了日本的柿右卫门瓷。自此，中国瓷器在原材料上的技术壁垒被打破了。欧洲国家开始了仿制中国瓷的热潮。
起初是德国，然后是法国，紧接着意大利、英格兰以及奥地利纷纷踏上了仿造中国瓷器之路，由于欧洲人生产技术上的日渐成熟，各国陆续建立了自身的国民陶瓷工业体系，使得普通百姓对于中国日用瓷的依赖程度大打折扣。而欧洲匠人从化学角度开始了工艺革新，使得制瓷技艺更为精良、外观更为细腻，中国外销瓷千年来垄断世界高端瓷器市场的局面也被彻底改写。尽管欧洲需求减缓，但凭借低廉的生产成本，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中国外销瓷仍占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就在欧洲市场被挤占的同时，更为可怕的事情在东方发生了。中欧之间漫长的物流线上出现了不小的变化。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率先在中国培育出了新的需求——鸦片。鸦片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得商人们对于运销瓷器的兴趣荡然无存。此时的欧洲商人中几乎没人愿意把有限的运力、资本花费在漫长的中欧航线上，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印之间短程的暴富。
由于长久以来政府对于本国商人出海的限制，中国商船根本没有直接贩运货物到欧洲交易的可能。所以，欧洲人的物流线断了，中国商品的出口途径也就随之阻塞。广州城从无限接近市场的生产基地，一下变得与景德镇别无二致，地理优势一下子荡然无存。
外部的变化使得中国制瓷业日趋僵死，而内部却残留着未能完成的变革。技术层面讲，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在步入近代后，都将化学、机械等现代技术充分地运用到了制瓷过程当中，在日本和欧洲制瓷业上升为了一种科学技术。而对于中国来说制瓷依旧是匠人们日积月累的一门手艺；从运营商来讲，中国制瓷业依旧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长久以来没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资本完全依靠老板的苦心积蓄。
而欧洲已经成立了公司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充足的运营资金了。除此之外，社会的大背景下的战乱与动荡也使得中国制瓷行业很难在从容中完成这次华丽转身，只留下一场未完成的变革。
总之，诸多弊病阻挠着中国制瓷工场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因此，她的盛极而衰也就不可避免了。
临清贡砖：一个都城的基石
永乐年间大修北京城，所用砖料数以千万计。因此，这段时间临清贡砖每年的产量可能高达数百万块。此后，北京陆续修缮与增建，依然需要临清贡砖。这个生产过程一直持续长达500年之久，可以说，没有临清贡砖，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但随后，失去了“政府采购”订单的传统作坊，迅速地坍塌了。
1406 年，明成祖下令营造新都北京，在经过多方对比之后，临清砖因为质量高、产量大而被选为御用贡砖。此后一船一船的贡砖沿着运河被送往北京，成为修建城墙、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的主要材料。可以说，是临清贡砖一块一块地构架起北京城的基本风貌。也正是在北京城建设和维修的巨大的需求下，一个专业化的贡砖生产基地诞生在了临清，并维持了长达500年的时间。
■ 官府定制
1958 年9月19日，定陵发掘进入关键阶段，当考古队撬开金刚墙时，队员们惊奇地发现：历经三四百年，这些城墙砖还完好无损，像新出窑的一样。几年后，在遥远的大西南，年轻的铁道兵马鲁奎负责接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沈杰。在闲聊的时候，听说马鲁奎是临清人，沈杰一下子就来了兴致。他告诉马鲁奎：定陵墓室用砖无一例外都来自临清。
到底是怎样的原因能让临清砖在使用三百多年后依然完好如新？带着疑问，马鲁奎对临清砖展开了多年的研究。他发现，是临清独特的土质和高超的烧造工艺完美结合，使得临清砖能够历经岁月的沧桑，保存至今。
临清位于黄河冲积平原上，形成了大量的淤积土。这些土粘沙适宜，细腻无杂质，一层红、一层白、一层黄，当地俗称“莲花土”。这种土含铁量适中，易氧化还原，非常适合烧制青砖。毫无疑问，从原料开始临清贡砖就已经占据了优势。
除了土质好，临清贡砖的烧造工艺也十分考究，包括选土、碎土、澄泥、熟土、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等18道工艺。
选土、碎土完成后，要用大小筛子筛过，再将土泡到巨大的池子里，不断加水沉淀，目的是去除土中的杂志——让轻质的树叶、根茎漂起来，捞走，而较重的碎石则沉淀下去。这个阶段叫做“澄泥”，是其他手工砖很少使用的工艺。因此，临清砖也被称为“澄泥砖”。
澄泥完成后，分层取泥，通过人或牲畜的反复践踏，使泥完全软烂熟化，这道工序称为“熟土”。
踩好的泥要用草苫盖起来，放置半个月左右，称之为“养泥”。养泥结束后，将泥土取出，用木棒反复碾打，使其无气孔，每摔打一遍要焖上二至三个小时，称之为醒泥，就像做馒头揉面块那样让面块醒一醒。这时的泥软硬适度就可以做砖坯了。
“制坯” 既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一块泥坯重达七、八十斤，没点力气举都举不起来。但光有力气可不行，扣坯子的时候必须一次成型，四角四棱、填满填实，不能有任何缺陷。
制坯完成后，将砖坯整齐码放，在棚下阴干，这道工序称为“晾坯”。晾坯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工序，就是盖上戳印。印上通常要标明烧造年代、督造官员、窑户（窑主）姓名、匠作姓名等内容，便于日后的工程监理。
干透的砖坯经过严格的检验（验坯）后，送入窑中，交叉码放，保证每块砖都能均匀受热。装窑完成后在窑顶覆砖、封土，进入焙烧程序。古代烧制临清砖大多用豆秸，偶尔用棉柴杆。豆秸油性大，火力很旺，烧出的砖青黑透绿，成色很好。当年每烧一窑砖需要豆秸八九万斤，几百上千个窑，一年下来就需要几千万斤。因此，《临清州志》记载，东昌、东平、东阿、阳谷、寿张等十八个县都往临清运送豆秸，竟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产业。
砖窑焙烧半个多月后，先停窑，隔几天等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开始洇窑。在窑顶慢慢注入清水，使每块砖均匀地发生还原反应。洇窑后砖块变成豆青色，温润如玉，被视为青砖之上品。洇窑也是个技术活，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下浸，不能灌水，灌水会造成窑内气体膨胀，窑就会炸了。据记载，单洇窑就要持续七、八天，甚至十来天。
经过这样一整套繁复的烧造工艺，一块临清砖就诞生了。但刚一出窑，就会有半数的砖被淘汰出局。据考证，一窑之中成色最好者为砖窑内火道周围中间部分，靠近底部及窑壁者往往会因火势的不均衡而导致烧过或烧不透，一窑砖大约只有半数基本上符合官府的要求。
■ 朝圣之旅
即使是这些窑户精挑细选的临清砖，也还不能称之为贡砖，它能否被送往北京还需要闯过两道关。
各砖窑烧制完成的砖先要缴送设在临清的“工部营缮分司”，分司署设在临清的商业中心—中洲（今临清市回民中学），下辖上、下、中、后四个砖厂。各窑厂就近集中成品砖，检验合格后，用黄表纸包裹，盖上官府的朱砂印，然后再装船运往北京。
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明清两代，政府都规定，凡是通航于运河的船只都必须无条件加带临清贡砖。一般说来，漕船较大加带贡砖也相对较多，普通民船和商船大小不一，夹带数量也不统一。明永乐三年（1405年）规定，船每百料带砖20块，沙砖30块。天顺（1457-1464年）间，令运河中的漕船每只带城砖40 块，民船依梁头大小，每梁头一尺带砖6块。到嘉靖三年规定漕船每只带砖96块, 民船每只带10块。嘉靖十四年更增加到潜船每只带120块，民船12块。清朝也延续这项制度，只对具体的运输数量有所调整。
标准的城砖重约50斤，20块重约1000斤，120块则是6000斤，这对漕船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民船一般载重量小，负担几百上千斤的贡砖就更显困难了。然而，在当时的专制体制下，无论官船民船都得向官府低头，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不仅如此，这项义务加带的运输任务还有更大的风险：若有损失，船户还得包赔。
临清砖一路北上，到达通州张家湾时就不能再走水路了。由于运输途中会有颠簸，卸在张家湾的贡砖还要经过第二次的检验，不合格的砖就被丢弃在这里。因此，直到今天，在张家湾还能随处见到临清砖。
在张家湾检验合格的砖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贡砖，它们被装上一辆辆马车运到北京，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据考证，正常情况下临清每年出窑青砖约1200万块，但最终运到北京成为贡砖的不过100万块左右，淘汰率超过了90%。
由于选料考究，工艺精细，淘汰率高，临清贡砖的质量非常高。单以硬度而言，普通砖的硬度是70号，而临清砖基本上都在100号以上。国家文物局的研究人员曾专程到临清用回弹仪做测试，结果发现临清舍利宝塔的部分古砖的硬度高达200多号，比一般石头还要硬，如此高硬度的砖在全国都属罕见。
■ 由兴而衰
永乐年间大修北京城，所用砖料当以千万计。因此，这段时间临清贡砖每年的产量可能已经高达数百万块。此后，北京陆续修缮与增建，依然需要临清贡砖。据史书记载，平常年景“岁征百万”临清贡砖。即使如此，也需要数百座砖窑连续不断地烧造。康熙年间，宣城人袁启旭客居临清，看到临清运河气势恢弘的烧窑场景，曾赋诗一首：“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
“官窑万垛”自然不是实数，但没有几百座似乎也没有这般气势。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傅崇兰研究员的调查，临清砖窑分布在卫运河两岸，从今临清市西南约30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 再到临清东北部的张窑，最后延续到临清东南部的河隅张庄，呈人字形分布，长度达六七十里，总窑数大约384个，其数量十分可观。
不仅如此，据马鲁奎的实地考察，临清贡砖并不仅仅是临清一处烧造。它是整个临清州运河两岸数千座官窑共同完成的杰作。砖窑分布于运河两岸，南到馆陶县，东至清平县，北到夏津、武城，直接德州。受其影响，德州也生产部分贡砖，目前在北京的明长城上还能看到“德州窑”的戳印。
据《临清州志》记载，明清两代，临清窑户大体维持在200户左右，每窑户下领作头、匠人、杂工等。其中“窑户”是由官府征调承办官窑的窑场主，他们拥有财力及周转资金，并不一定是工匠出身；“作头”是窑场生产的直接组织者与参与者，相当于“工头”， 他们懂得一定的技术，一般是工匠出身；“匠人”是在窑厂中具体从事制砖与烧制、洇灌的技术工匠，老百姓称之为“把式”；杂工则是从事取土、筛土、滤泥、踩泥、装窑、运柴、打水、出窑等各道粗笨工序的劳动者。根据现存窑址容量与劳动量换算，每座窑连同窑户、作头、匠人、杂工至少应在50人以上，以200座窑计，可知在临清从事砖瓦烧造的手工业者不下万人（王云《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初沿袭元代的窑役制度，砖窑属于官办，匠人有专门的匠籍，其职业身份世代相袭。因此，明朝早期临清贡砖的生产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没有任何自主性。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窑役制度”开始松动，出现了“以银代役”的新形式。
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将河南、直隶河间府的砖窑一律“停罢”，由工部发放砖价银，在“临清开窑招商”。临清的砖窑也由官办变为官督商办，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调动了“窑户”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也“视昔加倍”。民营砖窑渐渐取代官窑生产，但所谓民窑，所有权仍属政府，窑户只有使用权，临清贡砖的生产并未完全脱离政府的掌控。
事实上，在贡砖的烧造过程中，各级官吏竞相弄权，严重影响了窑户的正常经营。万历年间刘念庭任工部营缮分司主事，上任伊始，查除陶弊。得知临清砖烧成后，窑户要先后对吏、军尉、脚夫及船主分别行贿、打点，才能将砖顺利送出，否则就会被“贬值”。
进入清代，这种情况同样存在。据窑户后人回忆，“清朝末年，窑户每进贡一块砖，朝廷付给2吊钱的报酬，但被下层各官员经手一剥皮，真正发到窑户手里的只剩下加200钱，也就是十分之一。”（傅崇兰、郝一河、王洪辰等《明请临清砖窑考查资料三》）
官吏的层层勒索，成倍地增加了窑户及工匠的负担，而清朝时期政府采购的时断时续，则将临清贡砖产业推向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清代，历代皇帝看到临清贡砖的烧造耗费巨大，且劳民伤财，曾几度下旨停止生产。但每有大型工程，又不得不恢复生产。清朝后期，国力衰落，加之官吏层层盘剥，窑户无利可图，遂消极应付，致使贡砖质量严重滑坡。道光十年，临清烧造的六十万块陵墓用砖，因“质性浮松，沙眼太多”，难以选用，不得已改为“由京烧造”。
此后，临清的贡砖生产日益衰颓，至清末官窑停办，贡砖停产。1933年，民国政府欲效法清廷，在临清重开两处官窑，但因种种原因，所产青砖皆“苦陋不堪用”，只好作罢。
■ 复活的“贡砖”
当青砖生产在临清绝迹之后，新的需求却出现了。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北京的故宫、天坛，聊城的光岳楼等古建筑先后展开维修，对方按图索骥，纷纷来到临清买贡砖。但结果非常失望，历史上名震全国的临清贡砖，竟没人烧了！结果，维修方只能到外地买青砖。
进入90年代后，全国各地都开始重视起了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甚至有的地方干脆兴建仿古建筑，由此产生了一个逐渐扩大的青砖市场。1996年，作为窑工后代的景永祥，凭借着世代口传心授的贡砖生产工艺，恢复了青砖生产。
2008年，“临清贡砖烧制技艺”入选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永祥作为该项遗产的唯一传承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景永祥的烦恼却与日俱增。
一方面，由于场地、资金的限制，很难扩大生产规模，眼看许多大单找上门来自己又不敢接。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扩大，临清又冒出了好几家青砖厂，部分企业急功近利不按照传统工艺进行生产，大大降低了所产青砖的质量，从而严重损害了“临清贡砖”的声誉。
面对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年逾古稀的景永祥一时还找不到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临清砖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御用贡砖”，它的生死存亡也不再决定于政府采购，而是越来越成熟的市场。
中国帆船：最后的远航
尽管每一艘出海船舶的制造过程都有朝廷的层层管制，然而海洋贸易的冲动却使得中国造船业从清初海禁打击中慢慢恢复了生气。当中国沿海地区造船的费用日高，中国商人把眼光投向了海外。在暹罗，中国帆船迎来了最后的辉煌，不仅使得暹罗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又一商品集散中心，而且至少由18 世纪开始，暹罗与中国的贸易间接地带动了马来半岛的贸易活动。
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第一年。这年夏天，为了防止南方海域的渔船超越区域作业、出洋沟通盗贼，更是为了便于控制海上的秩序，雍正皇帝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着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并且规定，“福建船用绿油漆饰，红色钩字；浙江船用白油漆饰，绿色钩字；广东船用红油漆饰，青色钩字；江南船用清油漆饰，白色钩字。”
于是，所谓福建“绿头船”、广东“红头船”的称呼，便由此在民间叫开来。从此开始，这些名称作为一个符号渗入了历史的记忆。
然而，雍正皇帝万万不会想到的是，这些出自海禁严政的船只，竟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成了东亚地区蔚蓝的海面上，最经久活跃的一群。
■ 夹缝中的造船机遇
在遥远的闽粤两省，人们听到这些禁海的措施后，尽管也在船头涂上了规定的颜色，尽管也大致遵照着不得超过双桅、梁头不得超一丈八尺的限制，但内心里，并没有打算在朝廷的管束下规矩起来。那些祖祖辈辈“以海为田、操舟为业”的沿海居民，永远怀着的向往，在不久之后，就迎来了实现的机遇。
雍正年间，生齿日繁，土地紧张。于是，在慢慢展开的清朝盛世画卷里，粮缺米贵的问题也一同而来。向来繁庶的江南地区，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江浙闽粤等省，自古以来耕地不足，尤其闽粤“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狭，产谷稀少”。史料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广东米价腾贵，每石卖至一两八九钱至二两不等”（《圣仁祖皇帝实录》）。雍正五年（1727年），“广东一岁所产米石，即丰收之年，仅足支半年有余之食”（《世宗宪皇帝实录》）。同样，福建的官员也在抱怨，“本地所产，不敷食用”。因而，在当年繁花似锦的景象里，大清帝国所渴求的只是那实在的米粮。
雍正二年（1724年），一只载有大米的暹罗贡船来到粤海关码头，准备运米到广州贩售。雍正皇帝得知后，倍感欣慰，不仅宽恕了那些迁居海外的华人，而且对暹罗国“诚心向化”的精神大家赞扬。雍正皇帝鼓励该国商人继续运载大米来华，听其贩卖，而且规定“米谷不必上税，著为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后来得到证明，大米成为那只船上最影响深远的物品。此后，很长的岁月里，它都关系着中国船的机遇，关系着一辈辈闯海而去的闽粤人的命运。
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重新允许南洋贸易后，官府对于造船出海的限制，出现了一丝宽松，闽粤沿海一度冷寂的船厂又喧闹起来。
以福建为例，宋元以来，福建的造船业就一直在全国领先，主要原因就在于福建盛产造船的木材。闽北的深山之中有着大量的杉木，松木等。霜降至春分是最佳的伐木时节，此时的木材质地坚实、色泽红亮。这个时侯，建瓯、邵武等地的木商，便带着从各地招来“匠”及“漂师”，纷纷上山。“匠”伐倒的巨木被“漂师”们搬运到水边，结成木排，沿着山间的水路流入闽江，向海口方向漂去，最终抵达福州，或是转乘海舶再运往省内外各地。
雍正七年，清政府继在福州、漳州设立船厂之后，又于泉州设立官方船厂，建造战船。如果说在福州设船厂是因为木材丰富的话，那么泉州的优势，则在于其悠久的航海历史，民间集聚了大量的船匠技术人员，“匠作千百，一时可集”。据史料记载，福州船厂因船匠不多，竟多次向泉州府调用。
在这些官方船厂的周围，往往又四散分布着大量的民间船厂。比如，在福州，闽县“凤墩一村皆业造船，并设船厂。后坂一乡，业石、船者居其半。”而泉州府下，晋江内有“蚶江、永宁、祥芝、洋沪数处或造小船”；惠安有西坊乡，世代专业造船；南安石井、同安等则在明末清初便是郑氏父子造船之地。
而新起的厦门则是福建民间造船业最繁荣的地方。一方面它可以便捷地由海上运来福州、漳州的木材，及棕、铁等船料。另一方面，清康熙年间，废除匠籍、匠班银摊入地亩的制度，使得清代的工匠们不再隶属于官府，渐渐摆脱了在官方厂坊中受驱使的命运，船匠们有限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当时，厦门便吸引了大批外来的工匠，据史料记载，“厦门土木金银铜铁诸工率自外来，船工大盛，安其居者多移居焉。”
这些船厂的大量存在，反映的正是慢慢恢复生气的民间造船业。只是，那时每一艘出海船舶的制造过程还要被层层管制。
在福建，官府规定：“凡沿海各县居民造报商、渔船只，定例赴地方呈明”。若往外地造船，手续还要复杂。造船者首先要呈报原籍州县地方官员，由原籍地方官向督抚汇报，督抚同意后，造船者再向造船地方官员提出申请。官府会对各项材料进行严格的审查，证明“所开料件俱系实需应用，并无浮冒”后，发给“料照”。
船户拿到料照后，才能向船厂购买造船的用料。当时，全国大部的造船物料都掌握在各地的船厂手中，普通百姓不得私自买卖，船厂有剩余时，才“发商匠领卖”。而且官府还规定，待船舶造成之后，“料照”必须缴回，以防止船户利用这一“料照”，“影射制造别船”。
造船开始后，一般制造十吨小船的船厂需要雇佣十几个船匠，简单分工便可。而制造数千石，即至少百吨的大船时，雇佣的人员要多得多。而且造大海船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程，油、■、帆、篷皆需要专门技能，规模较大的船厂内都有专门的■匠、箬篷匠、船木匠、油灰匠、铁匠、索匠、竹匠等。
船舶造竣，则要上报官府，请求“地方官亲诣查验”。官府重点是对梁头的尺寸作出勘验，勘验完毕，监督船户对船只“刊书油饰”，船只涂上绿色。一切结束后，官府再次对船户的甘结材料审查一番，然后方颁给允许出海的“牌照”或“船照”。
到了冬天，季风来临的时候，那些拿到“牌照”的福建商船开始驶入海面，向着暹罗而去了。与此同时，在广东，从广州、汕尾、潮州、澄海、海口、乐会等主要造船的所在，一艘艘涂上红色的广船也离开了海岸，乘风而去。
■ 中国船的海外制造
偷渡而去的潮州人大都留在了南洋，而福建的绿头船，广东的红头船则在来年的夏天，装载着暹罗的大米及其他的货物向北归来。商船载米回国，同船所载的其他商品还可以享受关税上的折扣，朝廷的优惠政策激发起更多人出海的热情。史料记载，对于暹罗贩米贸易，“商民尤为踊跃，每一洋船回，各带二三千石不等”。 1757年，仅在厦门一港的洋船就运回了大米五万两千余石。在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同时，同船运回的其他货物，如苏木、铅、锡、药材、香料等，则给船户赚取了更丰厚的回报。
以贩米为契机，沿海的贸易恢复起来，人们造船的愿望更为强烈，然而，也是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造船的费用却越来越高了。
造船需要大量巨木，而且能做船材的，“非数百年之木不中程”。以堪作桅木的树木为例，其生长周期平均为60年，在福建则需要80年。清初，郑氏集团雄踞海上数十载，能够大量造船，主要就是因为通过闽东沿海获得闽北山区的木材。
而为平定台湾，清政府也开始在福建大量地修造战船。“清郑之间的造船竞赛，过量消耗了沿江沿海的造船巨木，而从而使开海后的造船材料深感紧缺”（席龙飞《中国造船史》）。一方面是木材的紧张，另一方面，新一轮造船活动的高涨则需要更多的木材供应，结果便是木价与船价的上涨。清初，福建的大木“一株值价不过数两”；乾隆时，福建的桅木已涨到“一根需价四五百金”。又据资料记载，康熙年间，“打造洋船，每只需要用数千金或千余金”。雍正时，“内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小者二三千金”（《论南洋事宜书》）。“洋船的一般造价，在十八世纪上半时，平均在白银五千两左右”（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到了十九世纪时，已是“造大船费数万金”（《厦门志》）。
这个时侯，从南洋贩货回来的船户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他们看到，暹罗国“从海口到国城，溪长二千四百里”，“夹岸大树茂林”（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而且木质坚实适宜作船。在广南地方，出产一种长达八丈，通身无节的桅木及盐舵木。在吕宋群岛，“树木约四千二百种，高约五十丈，便于建船、屋”（魏源《海国图志》）。在苏禄，不仅木材众多，材质高大，而且岛上铁力木尤为丰富。在婆罗洲北岸，也有不少松木，堪作大桅，令中国商人欣喜不已。
暹罗木材充裕而价格低廉，这让前来贩米的中国船商蠢蠢欲动。虽然朝廷的意见难以捉摸，但胆大的闽粤人向来不缺乏冒险的勇气，他们遂有了在暹罗就地造船的打算。“乾隆九年（1744年），福建龙溪商人林捷亨、谢冬发等，陆续自海外造船载米回厦门。商人们这一大胆的突破，地方官员予以默许”（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于是，商民开始纷纷到暹罗等地造船，再源源不断地贩运大米及其他货物回来。当时清廷迫切需要进口大米，因而三年后，政府也正式允许了商民在海外造船的行为。
■ 走私引领技术革新
18世纪中国木材的紧张，显而易见的结果便是，使得大型帆船制造业外迁，但另一方面，受到成本制约的国内民间造船业，却也因势而变，将发展的轨迹转向了小型化及快速、便捷、精细的方向上。
嘉道年间，由于海关腐败、关税太重而导致走私贸易盛行。走私活动中为躲避官船的追查，一些行驶轻快、性能优越的船型也在贸易活动中受到重视。比如乾隆时期，福建造出了一种叫“ 仔头”的船，“桅高蓬大，利于走风”，后来竟因不便兵船追捕查验，危及海防而被强令禁止制造。
清中期，水师战舰再更新改造，常以商船为范式，也从侧面说明了民间所造船只在性能上的精良。乾隆六十年，就曾因清水师主要战舰之一的大赶缯船过于笨重，驾驶不便，特命“仿照同安梭式商船式，分别大小一二三等号”，重新改造这种战船。而嘉庆五年，在添造战船时，广东一种米艇式船也被军方采用。甚至，福建水师在巡哨时经常要雇用商船，或直接使用商船追捕洋盗。
在更晚的走私鸦片贸易中，中国商船的快速特点起到了很大作用。鸦片走私的年代，英国人将一种“趸船”常年地停泊在伶仃洋的海面上，“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它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鸦片存在海上，若想跟英国人交易，则只需从十三行拿到领货单，然后自己备船来到伶仃洋上的趸船上，用货单换取鸦片，再装船返回。
这种贸易的模式，对中国的商人出奇的有利。他们不再需要冒险去做远洋的贸易，因为此时，一些由飞剪船、双桅帆船和纵帆船等组成的英国船队，已将鸦片源源不断地从印度的加尔各答运到伶仃洋，有的船队还沿着海岸继续北上，唯恐与中国的贸易商离得太远。那些被他们称为“最美丽最快速”的飞剪船，可以逆着季风航行，在一个季度里能将三批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况且走私鸦片比出海贸易，显然更有利可图。中国商人所要做的，只需找一种快船，不至于被巡逻的兵船抓住即可。
那时中国的商人选择的是一种“快鞋船”，它挂着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浆，船员一百人，可载重数百石，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止炮火。这种船据说“来往如飞”，清军水师的兵船根本追不上它。并且船主们往往各关卡都行了贿，中国的商人便可乘着这种快船，将英国人的鸦片畅通无阻地运到沿岸或是自远处驶来的帆船上交货。
据说，当时这种快船有两百只，正是它们在海上的穿行无阻，使得鸦片贸易常年进行，并没有如帆船贸易一样受时间限制，而英国人的大船不必到岸便已赚足了中国的白银。不仅是英国人，中国的商人、官员、洋行也都从这种贸易中获得价值不菲的好处。如果说以前中国船商不惜千金私造大船出海，是为了追逐十倍之利的话，那么此时，一艘快点的小船即可实现同样的商业效果了，或许还要更容易些。因而，很长时间内，鸦片走私都是最火的贸易。
■ 南洋的中国船
而中国的海外造船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直到19世纪30年代，一名叫谷慈拉夫的外国人，在中国海岸航行的时候，沿途还会遇到这样的景象：一些中国的船只，从广东、福建的各个地方出发，船上载着各类工匠等技术人员，往暹罗的方向驶去。清代的出海船只一般都配有舵工、押工等对造船比较熟悉的船匠，押工本身的职责就是维修船舶。一旦商船失事，船上人员自己便可维修，或随即备料造船。
谷慈拉夫在《中国海岸航行记》一书中，为我们再现了当时造船的情景。他说：“在赴暹罗途中，他们沿越南海岸一带砍伐木材，再在抵达曼谷时另外添购一些，然后用这些木料制造帆船，两个月内便完成一只——所有的蓬帆、绳索、铁锚和其他工作均一一亲手制成。”
那时，造船中需要的油、麻、蛎灰及钉铁等物料，一般从国内运出。即便后来清廷禁止出口铁器后，大量的铁器依然可以通过走私途径流入海外。走私之外，仍有合法的途径获得造船物料。自雍正三年开始，政府允许出洋船只携带一定量的铁钉、油灰、■丝、黄麻等材料，作为修补船只之用。这应是海外取得船料的一个良机。陈希育在《十八世纪中国人在东南亚的造船活动》一文中提到，就地取材也是获取船料的一种途径，“造船用的蛎灰，因为东南亚濒海，应该是不难解决的。至于铁钉，也可以在东南亚制造。……居住在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的中国工匠也制造大量的五金产品，如锄头、铁钉、小斧、铁链等”。
在东南亚，造船的限制宽松太多，所造船舶也多为大船，载重量在七千到一万石之间，而且造船费用只有国内的一半。中国船匠的才华在海外得到了尽情的展示。他们将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已延续了太多年代的造船技术，比如，水密舱、平衡舵、减遥龙骨和车轮舟，比如，铁钉和铁锔连接技术，比如，■料密封和维修技术，又比如，桐油及油漆封护技术等等，应用到造船中来。这些集中代表着中国帆船制造工艺的精华，这些也曾经在世界上领先几个世纪的技术，虽然已有些保守，但依然在木制帆船的制造上臻于极致。
19世纪20年代，中国帆船在东南亚仍然广受欢迎。 1819年，新加坡开埠。为建成一个自由贸易港，吸引各国商船，英国的行政长官莱佛士，把招徕中国商船作为新加坡发展计划的重要部分。每年，中国商船的到来，是当时新加坡的一件大事。英国人厄尔曾写道：“第一艘帆船的来临，通常在圣诞节稍前一点的时候，此时人们在焦急地期待着，马来舟子朝东方等待它的出现，华族社区里弥漫着一片喧嚣杂沓的气氛……”
■ 木船时代的最后化石
20 世纪40年代，一位外国工程师兼画家斯多克罗夫，在中国的沿海考察时，发现了一些“花屁股”型三桅帆式福船。最长者可达60米左右。画家真实描绘了其中的一艘，那艘船长有49.3米，宽10米。全船约有15道水密隔壁及27道肋骨。前桅高达31米，直径粗达1米，是采用若干段硬木以铁箍叠集而成。当时这种帆船还在航运仍有10艘。
对于已经普遍进入到机器动力，钢制轮船的西方航海者来说，这些帆船犹如出土的化石一般，忠实的保留着中国帆船最后的辉煌写照。据称，其中有一艘已经在风浪中磨砺了150年，却依然还能出海航运，其经久耐用的优势，可见一斑。
泸州老窖：一个民族品牌的诞生
在父亲的安排下，由商入仕；在纷乱的政局中，弃官从商，温筱泉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完成了一个士绅向现代工商实业家的转变，而泸州老窖也由此完成了从一个地方土产向民族品牌的嬗变。
光绪28年（1902年），32岁的温筱泉考中举人，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轰动了整个泸州城。新科举人荣归故里，乡贤故旧纷纷前来道贺，请客答谢自然不在话下。但热闹总归是别人的，锣鼓喧天也带不走温筱泉心中的惆怅——父亲温玉坡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
温筱泉走上科举之路是父亲温玉坡一手安排的结果。
事实上，自雍正七年（1729年）移民泸州，温氏家族承袭了泸州当地古老的酿酒方法，开起了酒坊。由于经营得法，到了温玉坡的父亲温宣豫的时候，温氏家族已是当地富户。温宣豫苦心经营，从“裕厚祥”、“富生荣”、“顺昌祥”等老字号手中买下近10口“三百年老窖”，打出了“豫记温永盛”的字号，在泸州酒坊中独占鳌头。
此后，温玉坡继承了祖业，继续开办温记酒坊。但是在他看来，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中，商人终究是社会末流。越是家大业大，越是需要有人进入仕途，让家族有所依靠，于是让儿子读书致仕成为温玉坡的最大心愿。
然而还没有等到温筱泉中举，温玉坡就因病去世。几经落榜，温筱泉总算中举，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变乱纷扰的时代大潮中，他依旧没有摆脱从商的命运，反而在从商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也正是因此，他最终将家族传承的老酒坊带上了新的发展之路。
■ 弃官从商
就在温筱泉中举的前一年，泸州成立了川南经纬学堂，后改名为川南师范学堂。这是川南首家新式学堂。
温筱泉中举后，被任命为川南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此时，恰逢晚清改革的开始，川南师范学堂引进各类有维新思想的教师，很快成为川南新思想的传播基地。而后同盟会元老吴玉章、戏剧家阳翰笙、川军将领但懋辛、与彭家珍结伴炸死良弼的陈漱云等人，都是在此接受教育，走上革新之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泸州同盟会起义响应，随即成立川南军政府。此时，温筱泉并不是同盟会会员，却因多年来推动维新，在地方享有巨大威望而被公推为川南军政府副都督。
1912年12月，北京成立国会，温筱泉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他随即前往北京。但是在北京，温筱泉很快发现，所谓的议会政治不过是政客们玩弄权术的幌子，自己希望能为民众办些实事的抱负完全没有施展的空间。
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著名实业家张謇。深受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温筱泉萌生了返回泸州兴办实业的想法。1914年，他辞去了川南军政府副都督的职务，回乡继承祖业，经营祖父传下来的“豫记温永盛”酒坊。
温筱泉入仕之后，“豫记温永盛”酒坊的业务就一直由四弟温幼泉打理。温幼泉自幼喜好酿酒，18岁就跟随父亲学习酒业管理，每天往返于泸州珠子街温公馆和营沟头糟房，既向“大瓦片”（烤酒大师傅）学习酿酒技术，也向帐房万先生学习记帐。
父亲病故后，他就开始独立支撑家业。由于恪守祖训，诚信经商，他所经营的“豫记温永盛”一直平稳发展，销路也不错。所产老窖大曲，一部分随船发往沿江城市重庆、武汉等地，其余则供应自家开设的泸州东、南、西、北门的酒肆。由于质量好，价格公道，“豫记温永盛”的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温筱泉回乡以后，结合自己在北京的见闻，借鉴张謇等人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对“豫记温永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一方面，他与弟弟温幼泉一起深入研究老窖大曲的酿造技术，将先进的工艺提炼为科学的操作规程，逐渐打破了“大瓦片”（烤酒大师傅）对技术的垄断，从而加强了生产管理，使产品质量更加稳定。另一方面，他借鉴现代企业的营销策略，开始创立品牌。他将“豫记温永盛”更名为“筱记温永盛”，重点培育祖父温宣豫首创的“三百年老窖大曲”，使其成为自家酒厂的高端品牌。
■ 实业救国
文人经商的温筱泉给“温永盛”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力量。从执掌酒坊开始，“筱记温永盛”一改过去坐等客来的局面，主动推销起自家酿造的美酒。“三百年老窖大曲”不再藏身于深深酒巷，而是紧随温筱泉的脚步，频频出现在当地社会贤达的酒宴上。温记大曲酒的名声也正是借助社会名流的口碑传播而声誉日隆。
1916年，朱德随蔡锷起兵，由云南赴川讨袁，驻节泸州，因屡立战功，晋升为护国军十三旅旅长兼泸州城防司令。在泸州的5年时间里，朱德励精图治，整顿社会治安，成为泸州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造福一方的军人。
在泸州期间，为了团结各方力量，维持社会稳定，朱德主动邀集泸州名人结成“东华诗社”，吟诗作对，唱和往还。由于是地方名流，温筱泉为邀请之列。
就是在东华诗社活动期间，温筱泉慷慨馈赠“三百年老窖大曲”，作为活动用酒。朱德非常喜欢老窖大曲醇香浓郁、清洌甘爽、饮后尤香、回味悠长的独特味道。据温筱泉曾孙温世昆转述其姑姑的话：“我们小的时候，朱德是咱们温公馆的常客，每次来都少不了喝上几杯陈年老窖。”
1916年岁末，由于军务在身，朱德不能返回仪陇与家人团聚，除夕之夜，思乡情深，遂赋诗抒怀：“护国军兴事变迁，烽烟交警振阗阗。酒城幸保身无恙，检点机韬又一年。暗查军事忆家乡，风冷霜寒雪压枪。安得提前援陷溺，修文偃武话收场。”，泸州第一次被赋予了“酒城”的称号。
尽管有了名人推广的效应，要想突破温记大曲酒原来仅仅在川、鄂、湘、云、贵等传统省份销售的局限，从地方走向全国，仍需要时机。
据《泸州文史资料》记载，为纪念巴拿马运河开通，美国准备1915年在旧金山举办“太平洋——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消息传到北京，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泸州人张熙午立即想到了温永盛生产的“三百年老窖大曲”，便立即电告温筱泉促其参加展会。
得到消息后，温筱泉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积极筹备参展事宜，最终决定由弟弟温幼泉亲自护送至京城，并报四川省劝业厅转陈实业部备案。
1916年4月，从成都传来消息说：温永盛老窖大曲获得了巴拿马金奖。一时间，泸州城全城轰动。温家为此全城游行，大宴宾朋，庆祝活动搞了三个月。据温筱泉曾孙温世昆所述，当年温筱泉非常郑重地将奖牌和获奖证书悬挂在温公馆正堂上方。
借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温永盛”一举打响了自己的知名度，也在泸州数十家酒坊中脱颖而出，成为泸州老窖大曲酒最著名的代表。
事实上，经营酒坊只是温筱泉“实业救国”梦想的一部分。
回到泸州后，他与同盟会旧友陈漱云、李琴鹤、杨兆蓉等人共同筹资，在泸州相继筹建了火柴厂、济和发电厂（四川省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和惠民碾米厂等现代企业，推动了泸州的现代化进程。
■ 民族品牌
有了全国性的声望，但仍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横亘在温筱泉面前。那就是全国各地酒类繁多，品质口感各自不同。自南宋以来，江南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当地士人一直引领着全国的饮酒风尚，而他们都是以饮用黄酒为主的，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近代。
尽管随着白酒酿造技术的不断改进，适应白酒的人群越来越广泛，白酒逐渐有取代黄酒而成为国人第一饮料的趋势，但由于地域的分隔，这种转变却是在一点一滴中缓慢地进行。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大后方，数百万移民蜂拥而至。重庆、涪陵、泸州等沿江城市因交通便利，经济相对发达，吸引了大批的外省移民，城市人口激增数倍。
当来自江浙、华北的大批新移民来到闷热潮湿的巴蜀之地时，当地浓香甘洌的白酒成为解乏驱湿的最好饮品。移民们很快接受并融入了当地文化，这其中就包括四川的白酒文化，一种以白酒为主导的饮酒风尚正是在四川这个大熔炉里悄然形成。
由于市场需求激增，泸州酿酒企业纷纷扩大规模。根据史料记载，抗战期间，泸州老窖大曲供不应求，最高年产量高达1800吨。而作为泸州老窖中最知名的一家，温永盛出产的“三百年老窖大曲”自然成为销路最广的一种。
在抗日战争中，德高望重的温筱泉被推选为泸州财务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11月，日本轰炸泸州城，位于珠子街的温公馆变成一片废墟。但直到抗战结束，温筱泉一直忙于公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余钱去恢复自己的祖宅。
他在前线医用酒精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冒着轰炸的危险坚持生产，将大量基础酒输送到酒精厂，提炼成医用酒精。1943年，冯玉祥将军来泸州募款抗日，温筱泉积极协助，冯玉祥特意写了书法作品赠与他，勉励其慷慨捐输。此次募捐，泸州共捐款5000万，不仅在四川，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都位居前列。
然而，泸州酒业兴盛的同时，温筱泉收获的却是莫名的落寞。自“筱记温永盛”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伊始，泸州本地的数十家老字号酒坊就迎头赶上，形成了你追我赶的竞争形势。由于老窖大曲对陈年窖池的依赖，除了兼并其他酒坊，几乎无法扩大生产规模，因此，“筱记温永盛”的产量增加一直有限。而抗战期间市场的急剧扩大，却为泸州各家酒坊提供了充足的市场，不仅“筱记温永盛”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即使泸州所有的老字号都加紧生产也同样是供不应求。由于工艺相同，口感接近，于是，“泸州老窖”逐渐成为消费者对泸州高档白酒的共识。温筱泉尽管是替人做嫁衣，但他的努力却不曾白费，一个规模宏大的地域品牌——泸州老窖 ——诞生了。
1945年8月10日下午，当“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广播传出时，13岁的重庆居民王继光看见父亲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然后抱着椅子跳舞。“晚上，他和几个老朋友用几颗花生米当下酒菜，喝下去两瓶泸州老窖。他醉了，连酒话都是‘要胜利了，要胜利了！’”
经过八年的巴蜀生活的熏陶，国人已经习惯于用白酒来释放自己的激情与狂放。
而在同月28日，毛泽东携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重庆谈判的43天里，毛泽东屡屡用泸州老窖大曲招待各界友人和谈判代表，泸州老窖一时成为消融国共两党隔阂的催化剂。
经过八年的战争洗礼，泸州老窖已经成为众多坚持到底的民族工业的缩影，实现了由地方土产向民族品牌的嬗变。
中国制造：盛放与凋落
大量小农家庭的参与铸造了中国制造的辉煌。然而，由成千上万小自耕农拼装在一起的“中国制造”的大型牛车未能避免解体的命运。小生产单位完成了历史使命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最后终于成为对世界市场进行有力回应的障碍，拥有巨额资本的中国商人也鲜有成为实业家。资本主义的漫长萌芽终究未能开花结果。
中国制造在辉煌的“早熟”之后为何没有驶出前工业化的历史三峡，进入到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制造业阶段，从而在商品化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和产业化，一直是中外学界热议而未决的话题。
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停滞的国内市场或许是致命的短板之一，然而长期持续扩张的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应该足以抵消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中国商人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也应该能为制造业提供足够的资本，令其获得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
是什么阻碍了这一切的发生？在人口过剩导致劳力节约型技术付之阙如这一传统解释之外，小自耕农在有清一代的全面崛起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维度：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小自耕农经济能够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商品化水平，为出口生产商品。然而，在生产单位的细微化过程中，口粮的种植与商品作物的种植是结合在一起的，专门化的收入无法排挤掉其他农作物，中华农业帝国未能再进一步形成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经济专门化和劳动分工的扩大。当此一农业生产体系趋向稳固时，只有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革新留存下来，而那些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组织的革新被搁置一旁。
在19世纪的中国，小生产单位完成了历史使命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最后终于成为对世界市场进行有力回应的障碍，拥有巨额资本的中国商人也鲜有成为实业家。资本主义的漫长萌芽终究未能开花结果。
■ 停滞的国内市场
晚期的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的根本差别是国内市场的潜力。多达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以农业部门占优势的前工业化经济中，农民主要是作为生产者与市场连接。在消费方面，农民是边缘人物。
依赖工资过活对于任何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那些靠工资生活的城市人口，才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物品。在英国，工作性质与人口分布在 19世纪经历了划时代的巨变，使消费随之而改变。1800年，约有35%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851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百分比下降到16%，到 1911年，这一数字已低于8%。与此相对应的人口普查显示，1801年，英国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到20世纪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 77%。
在中国，同样的变迁从未发生。19世纪40年代，华北地区的人口达到1.2亿，但该地区1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还不到总数的2%，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同一时期这一数字也不到8%。
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总人口基数的扩大，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率和12、13世纪相比还要少一些：1200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893年，这一数字只有6%。
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实物地租过活的地主和商人，在市场中购买日用品的人口比率无疑更小。到1894年，在3亿8千万的总人口中，那些无法自己生产食物和日用品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超过10万。
英国经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起源时认为，国内市场发生跨越式发展需要四个条件：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对比这四项标准可知，中国的市场主要靠规模取胜，即通过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人均收入增加，更缺乏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的转移，因而也不可能实现以工业制品代替家庭产品。
在 19世纪的中国，所有商品的国内市场都受到限制。位于总人口顶端约2%的达官贵人和绅商新富们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平民的16倍，他们为彰显身份地位而消费的丝、茶、瓷、糖，正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而生产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的农民，除了盐、酱油、火柴和小量食用油之外，与市场几乎绝缘。
作为棉、茶大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总产量中只有14.3%在市场上销售，而在1840年，茶的流通价值仅占流通商品总值的7..75%——国内市场受到如此压抑，以至于主要产茶地区之一的建宁的茶产量从明末开始便一直徘徊不前。
■ “在自己家中”的资本主义
关于中国，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高估其国内市场的潜力，而又倾向于低估其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活力。事实上，相对于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内市场，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和开拓一直呈波浪形发展的势头，甚至在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商人的贸易利润仍在自然增长中。
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自唐朝以来就以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的形式存在。7世纪时，丝、织锦和薄纱是中国最大量的出口货物。到了宋代，丝绸、瓷器与铁器在出口品中并列为大宗。元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官方接触日益频繁，与这些地方的贸易也出现明显扩展。中国出口丝绸、瓷器、铜钱、铁锅、漆器等许多产品，进口品则以胡椒为主。虽然囿于统计资料的匮乏，贸易的出口量难以精确估算，但是专以抢夺中国商人为生的海盗集团的出现，就足以表明总量的巨大。
有明一代，在朝贡贸易继续扩大的同时，政府加强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控制。其结果是海盗贸易集团的勃兴和为规避明朝禁制而作为离岸交易市场出现的东南亚商业中心的崛起。海盗的迅速扩展，反映了东亚海上贸易量和利润的增加，而东南亚商业中心的发展，则便捷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对太平洋贸易圈的进入。
无论是面对东南亚的“小兄弟”，还是远道而来的“外来户”， 此时的中国均以“工业制成品大国”的面目出现，帆船从中国来到马六甲，带来大量的丝绸、糖、瓷器、铜器、铁器、樟脑、硫磺、明矾和硝石等制成品，回航的压舱物则主要为胡椒、檀香、丁香、象牙等初级产品。大量白银的涌入，如同数个世纪后巨额的美元汇储，彰显着中国制造的威力。
清初的禁海和荷兰人抢占东南亚贸易中心导致的贸易格局调整令中国的外贸出现了短暂的萎缩，但随着1683年台湾的回归中国海外贸易又出现空前的繁荣。台湾的回归一方面令海禁得以解除，另一方面导致郑氏集团于明末形成的对海外贸易的垄断被打破，这令许多新的海商得以参与到海外贸易中来。此时，由于英国人的加入，自大西洋至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大洋贸易圈也日臻成熟，中国的出口品适逢一个成倍放大的美丽新世界，从而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1757年，广州对外贸易的总量已是世纪初的5倍。
此时的中国，不仅延续了“中国制造”的魅力，还一度把印度变成了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国。18世纪80年代，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江苏和浙江不再满足于作为原材料供应地出口棉花至广东，转而致力于加工出口自己的棉布。江苏松江府出产的在国际市场上被称作“南京布”的棉布行销一时，消耗了江南大部分此前盈余的原棉，造成出售到广东棉花的短缺。从孟买和苏拉特进口的原棉解决了广东的燃眉之急，虽然质量略次于江南地区，但可以满足广东手工纺织和生产低支数棉纱的需求。此外，印度棉花还享有价格优势，与江南原棉相比，印度棉花每担便宜一两白银。一直到1823年，原棉是印度对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价值大于鸦片——1785年至1833年间，每年平均约2700万公斤的棉从印度输入广东。
与先入为主的历史印象相反，19世纪初期大批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商人的抵达，没有导致中国商人的突然崩溃。相反，中华文明圈所体现出的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优势令中国商人继续展现出强大竞争力，即使在那些中国人迟于西方人到达的新兴港口，中国商人的处境也比英国和美国商人要好，经常能够较迅速地、价格较好地卖出他们的商品：在1833年至1834年的新加坡，中国贸易的总值既大于英国，也大于英属印度。
事实充分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早已长期参与世界市场，生产和出口以中国劳力和中国技术制造的商品。遗憾的是，对外贸易方面的经久优势和世界市场的持续需求未能启动一系列专业化的发展和工业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始终“在自己家里”（流通领域），而未能登堂入室进入“别人家里”（生产领域）。
■ 小农国度
在伊懋可看来，“与中国两千年历史的任何其他时段相比，此时（鸦片战争前3个世纪）的工业技术进步都显得较小”。人口过剩是一个现成的解释，主流学界倾向于认为，直到12世纪还存在新农具的发明潮流，“这些设备的特色是节省劳工”，而到了12世纪末，发明的趋势已走到尽头。
最新的资料则表明，直到中华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设备仍在继续被发明着，但主要是适应小农副业生产模式。问题出现在社会组织领域，而非技术领域。
根据赵冈的研究，直到18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中国纺棉的技术水平与世界任何地方相比都是较高的。早在14世纪，有着32个纺锤的大纺车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该设备包含了“珍妮纺纱机”的许多基本特质，稍加改良，就可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纺纱机。但事实上它的改造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内地，当时来自沿海和国外的棉纱供应均告中断，对棉纱的需求使得人们突然对这样的乡村“古董”发生了兴趣，改造后出人意表的使用效果表明，600多年前的发明其实已经到了技术突破的临界点。
多纺锤机节省时间，效率更高，但它需要很多人共同操作，有规则的监督和协作是必需的。此外，它还需要其他环节如轧面和织布的专门化。这样的机械无疑过于“超前”，不可能轻易适应小农家庭的空间和个人劳动模式——对农民家庭制造经济来说，纺织是副业，仅由一名家庭成员（最好是妇女）操作的单锤纺车和踏板织布机才是上佳之选。
到了明末，大型多纺锤机就不再普遍。在清朝，随着小规模个体家庭织布的增加，大型纺织机进一步衰落。作为主要制造单位的小农家庭的优势排除了集中制造业发展的可能，同时被排除的还有与大规模制造业相适应的技术革新和社会组织改造。在清朝，逐渐的，图案复杂的棉布变得不太普遍。
即使那些在帝国都市中心出现的有着集中制造业雏形的行业，如苏州的棉砑光和染色行业，几千名工匠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但他们却各自租用设备，不像一个企业，更像一个联合产出体，而且除了砑光和染色，其他程序如轧棉、纺纱和织布，依然分散在农民家庭中进行。
在回眸英国工业革命时，霍布斯鲍姆发现所有基本的发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通过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来扩展生产。中国技术改变和选择的轨道是不同的，生产量的增加是基于生产单位数量的增加，而不是由集中生产和使用加速增加总产量的技术而扩展。 www.6park.com
大量的小农家庭的参与使得农业中国能够生产数量惊人的贸易产品，因此可以在较长时期内满足日益增长的出口需求。但建立在松散小自耕农基础上的商品化的瓶颈也是明显的，面对国外大规模集中种植业和制造业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竞争，小规模的种植和副业式生产越来越力不从心。由赫德等人主持的清帝国海关在分析19世纪 80年代英国对中国茶叶需求下降的原因时指出，中国的茶叶“来自零星的种植在角落的灌木上，由数百万独立农民生产，并被带到被数千个在不同地区经营的独立代理商搅得杂乱无章的市场上”。
这一局面还因小自耕农抗风险能力的低下而更形恶化 ——农民家庭首先要保护其生存需要，然后才参与市场。事实上，水稻和某些农作物在最活跃地参与世界市场的种茶地区仍一直被栽培，当茶叶行情出现阶段性大规模下调时，茶农们毫不犹豫地毁掉茶园转种水稻。如清帝国海关总结的那样，“必须记住，中国的茶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仍是一种农业副产品”。
从茶叶到蔗糖到生丝，中国的商品不断失去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甚至从世界市场的出口者变为进口者。有清一代对豪强地主的裁抑和小自耕农的扶持使得生产单位的增加臻于顶峰，“我大清”也因此迎来了康乾盛世，国内生产总值长期雄踞全球榜首。然而，由此导致生产的碎片化和简单扩大化最终迎来了失败的结局，由成千上万小自耕农拼装在一起的“中国制造”的大型牛车未能避免解体的命运。■
网编：漫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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