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的若干比较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邱会作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文革前，他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文革中，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九一三"事件后身陷囹圄，又被指称为"林彪反党集团（后上升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上月底，文革中的经历占其篇幅二分之一强的《邱会作回忆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世，这应该是文革研究领域中一件十分值得关注的大事。
笔者近日阅读了这部倾注了邱会作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受益匪浅。前几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对文革史的研究是一个突破，但对史实的把握和认识尚有探讨之处。近日笔者将《邱会作回忆录》与当年地位与其不相上下的吴法宪的回忆录作了若干比对，觉得它无论在思想认识的深刻度抑或史料的准确度诸方面，均较《吴法宪回忆录》为优。以下数例，仅为一己之见，尚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关于罗瑞卿问题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毛泽东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手法和途径，吴法宪与邱会作的回忆差异颇大。
吴法宪称，罗瑞卿问题，是叶群迟至1965年11月末才告诉他的："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汇报完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并告知林彪，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叶群的这些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在电话上也不好问。"（《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页956－557）
吴法宪似乎将罗瑞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言下之意，是林彪主动向毛告了罗的状，毛听了之后还要"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而邱会作则称，1965年5、6月间，叶剑英、聂荣臻已就罗瑞卿问题向他打过招呼，而且，"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
"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我当时就想，叶、聂议论罗的问题决不是犯自由主义，叶、聂都是原则性很强、修养很深的人，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这也说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给主席写信之前，早在主席召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对主席的意图早已心知肚明了。因为主席找叶、萧、杨他们谈话可以说是了解军队的情况，但叫谢富治去了解公安部的情况，就和军队的问题、林罗之间的关系问题毫不相干了，所以，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决定的，比如不给贺龙打招呼，这么大的事，叶、聂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却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林也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讲罗的问题。"（《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377－378）
邱会作还认为，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而《吴法宪回忆录》通篇都达不到这样的认识水平，还是在林、罗关系上绕圈子。邱会作称：
"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道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况的自有人在，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罗瑞卿的问题，主席自己对罗有所警惕了。对罗的问题，主席的确是有打算和安排的。
......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主席已经在吹风，所以，整罗、整杨尚昆，及以后整彭真、陆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盘考虑的，把他们当成修正主义，把他们看成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来考虑的。并不是象外面所说的：林要整罗，主席要拉林一起搞文化大革命，违心地支持了林。"（《邱会作回忆录》，页380）
吴法宪强调，叶群是上海会议的主角，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甚知情："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找我谈话。我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吴法宪回忆录》，页559－560）
吴法宪的话，应有违史实。众所周知，上海会议虽是毛泽东建议并主持召开的，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上海会议的小组负责人，罗瑞卿从昆明一抵上海软禁地点，是周恩来、邓小平与其谈的话，交代政策，不了解罗的问题，如何召集会议，如何与罗谈话？
笔者认为，邱会作对上海会议的叙述是到位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由毛主席主持，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罗瑞卿，会后他就下台了。这次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他们主事的，军队是萧华、刘志坚在管会议的事。
"参加上海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军委常委、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军队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主要首长。中央机关少数人参加了会议，吴冷西就分在我们组，记得梁必业、王新亭是后补上来的，会议开始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才来的。
"大会召开之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我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毛主席最后叫了叶群，林写信向毛主席报告罗的问题时，已经离上海会议没几天了。毛认为林都反感罗了，那么，倒罗的条件和时间已经成熟了。"（《邱会作回忆录》，页393）
吴法宪在罗瑞卿问题上有很重的负罪感。他在上海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均有发言，惟他称，两次都是在叶群威逼下不得不说的。在上海，"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吴法宪回忆录》，页559）在北京，"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得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吴法宪回忆录》，页565）
在这里，吴法宪似乎将自己摆放在批罗主角的位置上了。故而，"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吴法宪回忆录》，页566）"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吴法宪回忆录》，页566）
吴法宪果真是批罗的主角？据邱会作的说法，不是。邱会作称：
"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我从一九五九年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天天和罗在一起办公，罗对我有拉也有打，但对我的工作支持还是多的，我当然怕把我划在罗的一边，我也积极发了言。当时，积极发言批评罗是很风光的事，但是还轮不上我风光，比如三总部的发言，总参、总政都是由杨成武、萧华发言单列的，只有总后没有单独向中央的书面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地方干部也发了言，我还没有听说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发言的人。罗的秘书也在会上做了揭发。"（《邱会作回忆录》，页399）
邱会作在批罗问题上不仅没有吴法宪般的"内疚"感，而且他认为：
"叶、萧、杨、谢的发言，在中央下发《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邓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当时还轮不到我们。后来，‘两案'公审的时候，整罗的大干将们对此只字不提，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天下岂有此理？！"（《邱会作回忆录》，页411）
"现在一些报刊上，甚至公审的时候，说我们迫害了罗瑞卿，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要说打倒罗瑞卿是对的，这个功劳还轮不上我们抢；如果说打倒罗瑞卿是错的，这个主要责任也不该我们担。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组的会议上发言的都是错误的，那人人有份。"（《邱会作回忆录》，页413）
二、关于"五一三"事件
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是军内文化大革命的一件大事，《吴法宪回忆录》与《邱会作回忆录》均有所提及。
王年一在多年前即已指出："五一三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件，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文革的进程。"（王年一：《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五一三"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与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的刘素媛。由于她向毛"告御状"，毛由支持、倾向军内造反派（即"新三军"，后又称"冲派"，得到萧华、杨成武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转而支持军内保守派（即"老三军"，保空军吴法宪、海军李、王、张及总后邱会作，后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问题上，《吴法宪回忆录》语焉不详，而《邱会作回忆录》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吴法宪称："在‘老三军'这边，有一些演员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们把演出的问题直接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林彪就说：‘你们演出吧。'"（《吴法宪回忆录》，页673）
吴的所谓"有一些演员"，指的就是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据直接接触此事的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毛并非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毛知道林彪是断不会亲自接见刘素媛等女流之辈的），而是让徐业夫向叶群传"一组"（即毛）的话"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刘素媛是空政文工团的保守派，王年一认为，毛"让叶群找她们谈谈"的真正含义，是要叶群支持她们。
刘素媛可以说是吴法宪的间接下级。她与毛的关系，吴法宪是心知肚明的。吴本应是可以将问题讲透一点的--为什么毛一句话，就可以扭转军内两派斗争的局面？惟吴法宪没有能讲清楚的，反倒被邱会作讲清楚了。
邱会作称："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什么机会呢？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媛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叶群的话等于林总已经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邱会作回忆录》，页527－528）
邱会作认为，林彪、叶群这样做，其实是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当时，毛主席还是支持造反派的，还是相信造反派的力量的。展览馆‘激战'时，刘素媛在毛主席处，她告诉主席说革命派胜利了，主席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造反派还会翻过来。'但毛主席是支持刘素媛的，幸好刘素媛是个革命派，是拥护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如果刘素媛是个造反派，毛主席也会支持她，那军队的情况就会更复杂、更恶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邱会作回忆录》，页528－529）
毛泽东本人从未就"五一三"事件公开表过态。邱会作称：
"在文革中，每一步大的行动都是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下进行的，‘五一三'却不是。毛主席对‘五一三'的态度，并不是作为党的指示由总理下达的，而是通过一个能与主席接近的文工团员刘素媛传到了总理和林彪的耳朵里......‘五一三'事件是海、空军机关和三总部、各军兵种广大干部群众站出来反对打砸抢，反对造反夺权的结果，当然从本质上也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结果，但这又是有悖当时毛主席‘造反有理'路线的。在‘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对造反派的态度也亮相了，林彪是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五一三'是打击军队造反派的，打击了军队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军队才能稳定下来。
"在‘五一三'事件后，军队广大高级干部对造反派的态度也明朗了。换句话说，在地方上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毛主席认为是支持他，可是在军队，广大高级干部认为，打击造反派、稳定军队才是拥护毛主席。军队和军队造反派谁重要，毛主席心里清楚，但‘五一三'事件又和他‘造反有理'的路线格格不入，‘五一三'事件后也使江青不能带着‘造反有理'的‘路条'插手军队。两个月后，武汉的‘七二○'事件，毛主席本人也对造反派有了新的看法。"（《邱会作回忆录》，页530－531）
三、关于"七二○"事件
邱会作是1967年7月武汉"七二○"事件的亲历者，是"七二○"事件发生当天从北京飞武汉将林彪（有说是江青）的一封信亲手交给毛的带信人。他关于此一经过的回忆，应比吴法宪或其他人（如陈再道）的回忆更具权威性。
吴法宪关于此一经过有两段话：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的详细内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同时，江青又给张春桥打电话，要张春桥立即赶到上海，亲自安排毛主席到上海的一切事情。
"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飞机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到的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到了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吴法宪回忆录》，页687）
笔者有理由怀疑，吴法宪的"回忆"脱胎于早些年已出版的《陈再道回忆录》。只不过陈再道的"回忆"绘声绘色，比吴法宪的"精彩"：
"经过林彪、江青的一番策划，决定派邱会作、张春桥分别乘专机飞往武汉、上海。在邱会作临行前，江青向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听了江青的话，为了防止万一出现情况，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于下午两点十分赶到武汉，乘另一架专机的张春桥，也于下午四点二十分赶到上海，精心安排了如何‘迎接'毛泽东。
"邱会作赶到武汉之后，立即展开了‘外围战'。他先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商量毛泽东转移到哪里最合适。由于邱会作早已胸有成竹，商量的结果自然是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最安全。
"下午五点多钟，邱会作见到了毛泽东，说明来意，他把那封信交给了毛泽东。他还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请毛泽东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毛泽东打开那封信，一边看信一边笑了。显然，毛泽东是将信将疑的，对于是否立即由武汉转移，一时没有拿定主意。如果走，到哪里去？是到长沙？是到上海？还是到南昌？
"一直拖延到晚上八点多钟，毛泽东才同意去上海。
"翌日凌晨两点钟，毛泽东坐着武汉空军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人的秘密护送下，离开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在即将离开武汉前，毛泽东又问邱会作，为什么从武汉转移？想到长江去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情愿离开武汉的。"（《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页341）
陈再道与吴法宪的"回忆"，都说的是邱会作7月20日下午2时多到武汉（时间有误，但这并非很重要）。邱会作是到位于武昌的东湖宾馆见到了毛泽东（地点有误，这点却十分重要）。换言之，毛泽东在见到这封北京来信之前一刻，尚未有意转移到外地。按陈再道的意思，毛是看了这封信，又经过邱会作的动员，才最终决定转移的。言下之意，毛不是因"七二○"事件，不是他陈再道逼走的，毛是不情愿离开武汉的，是被林彪、江青哄骗走的。吴法宪上了陈再道的圈套。他在回忆录中声称"晚上八点钟，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陈再道说："一直拖到晚上八点多钟，毛泽东才同意去上海。"）"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陈再道说："翌日凌晨两点钟，......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而据邱会作的回忆，他是7月20日晚上11时左右才抵达武汉王家墩机场（位于汉口）的，到后他一直在机场待命。他是7月21日凌晨3时多在机场铁路专线停放的毛的专列上见到毛的，他将林彪的信交给毛之前，毛已从东湖宾馆转移到了王家墩机场并已决意离开武汉。换言之，林彪这封信对毛是否离开武汉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根本没有作用！）毛的专机是21日上午才起飞的，在此之前，邱会作根本不知道毛要去上海。
邱会作如此叙述他的武汉之行：
"当天晚上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一医院时带上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伊尔十八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了武汉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他老人家的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那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这时，我即向林办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
"大约七点半左右，停机坪上三架伊尔十八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几了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杨成武搂着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飞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毛主席。我一下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警卫部队上了另外的飞机。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谁开主席专机的问题，本来执行任务的是飞行团的团长王进忠，余立金不放心，最后他选中副团长潘景寅，团长王进忠改为副驾驶。这个潘景寅就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为林彪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飞行员。"（《邱会作回忆录》，页534-535）
四、关于江青召集会议攻击周恩来一事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黄、吴、李、邱以及李德生、姚文元到她住处钓鱼台十一楼，听她讲"历史"。江青在谈话中除了吹嘘自己之外，还谈及了周恩来历史上所犯的一些错误。据邱会作称："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邱会作回忆录》，页682）
江青这天的谈话，对黄、吴、李、邱来说应是记忆犹新的。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把这次谈话的时间向前移了一年："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江青住处开会。"（《吴法宪回忆录》，页753）吴法宪显然是记错了。
听到江青如此攻击周恩来，黄、吴、李、邱均觉得事态严重，当天即向林彪作了汇报。邱作会说："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邱会作回忆录》，页682）
经毛泽东同意，黄、吴到了毛处。据吴法宪回忆，毛并没有说什么有份量的话，而且，"临走时，毛泽东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我们到他这里来过。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汇报不感兴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如象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吴法宪回忆录》，页755-755）
邱会作与吴法宪说的则不大相同。邱称："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所说的几句话，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毛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邱会作回忆录》，页682-683）
从"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一句话可以看出，同为军人，邱会作的政治敏感度比吴法宪略胜一筹。
关于向周恩来报告此事，吴法宪称："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我们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也许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不好表态，周恩来在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是一笑了之。"（《吴法宪回忆录》，页683）
邱会作是向周恩来报告的当事人，他的回忆与吴法宪则有所不同。邱称："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理也是很激动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3）
邱会作更具政治敏感度的是如下一段话："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邱会作回忆录》，页683）
黄永胜，吴法宪在毛泽东处碰了一个软钉子，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黄、吴在各自的检讨中同时主动提及几乎一年前的这件向毛告状而不予受理的往事。黄永胜在检讨中称："第三、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黄永胜同志的检讨》，1971年3月21日）吴法宪在检讨中称："四、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吴法宪同志的检讨》，1971年4月9日）
以上吴法宪这一次检讨的内容，在他本人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
五、关于中共中央得知林彪专机失事的准确时间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得知林彪乘坐的256号专机在蒙古失事的？《邱作会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记载有所不同。
吴法宪的回忆，是1971年9月15日的下午。吴称：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点我起床以后，空司来电话报告说，禁航的命令已经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要他们继续检查，防止发生飞机、人员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点，我和黄永胜来到周恩来那里办公。我们进去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那里。接着，周恩来带领我们集体了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研究问题，包括查询三叉戟飞机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点，周恩来告诉我们，外交部已经报告，证实有一架中国的大型军用飞机，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个地方失事，飞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周恩来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馆派人去察看情况，并设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点钟，周恩来又告诉我们，三叉戟飞机确实已经烧毁，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全部烧死，飞机残骸散布在温都尔汗附近大约八百米的范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件事上向我们表示友好姿态，外交部已经电告驻蒙使馆，将死亡人员和飞机残骸拍摄照片送回国内，最好能将遗体也运送回国。
"周恩来又问我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我说，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转卖给我们三架三叉戟飞机中的一架，刚刚改装出来，准备作专机用的。看样子飞机是想在温都尔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烧毁的。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
"周恩来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说完，周恩来就准备去向毛泽东汇报，我们也就休息去了。"（《吴法宪回忆录》，页868－869）
邱会作的回忆，则是在1971年9月14日上午。邱称：
"九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八时时就起来了，一个人坐在家中办公室苦思。脑子里好象装满了杂货的箱子一样，好象什么都有，但又好象一个空箱子，里面什么也没有，真的不是滋味。下午我把林彪出逃事，同胡敏和路光说了一下。他们听了之后，除了震惊之外，要说的话很少。
"我同往常一样在家里的办公室一一翻阅文件，我在《三部要报》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报，昨凌晨一时许，中国一大型运输机入侵，在肯特省温都尔汗坠毁......'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很好。我已经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堕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了。
"张春桥听到周总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后，亲自到外间服务台拿出一瓶茅台酒和数个杯子。他手拿着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他给每人斟了一杯酒，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当他走到吴法宪面前时，还特别说：‘我们诚心共事合作！'他走到总理跟前时，也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我听没听清楚，总理没有站起来同张春桥碰杯。张走到我跟前要碰杯，我说了一句双关语：‘我要再喝就更迷糊了。'我没有同张碰杯，张也没有再去和黄、李及其他人碰杯。总理宣布完林彪的死讯后，就叫汪东兴立即到中南海去。不久，汪又回来了，他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此时，张春桥自己哈哈大笑了好一阵子。
"散会后，我又到京西宾馆去同李作鹏闲谈。刚说话不久，李的秘书送来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发回来他们对扣押在山海关机场人员的审问记录。李一页一页地看，并一页一页的递给我看，记录稿很长。在一张记录稿上有两点：一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们交回空军，以免被杀人灭口：二是，被审的人交待：他们听林立果说，在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会上决定李作鹏、邱会作的任务是解决钓鱼台，要抓住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我看完那页记录之后，李作鹏问：‘你害怕不？'
"我说：‘说得越邪乎越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不是害怕的问题，是主席怎样对待我们的问题了。'
"我说：‘我们现在是在下地狱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以我的估计是非下去不可的！我们军委办事组已经垮了。中央军委已经由叶帅接管了，空军由李德生接管了，北京军区由纪登奎控制了，黄、吴、李、邱都成了闲人。"（《邱会作回忆录》，页797－798）
根据多种资料佐证，邱作会说的时间是正确的。如《周恩来年谱》1971年9月14日条记载："9月14日 下午连续工作达五十个小时后刚休息，即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报告，获知林彪等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随即，亲往毛泽东处报告情况，并代外交部起草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许文益特急电文，要求转告蒙方：对中国失事飞机坠入蒙境表示遗憾，请蒙方协助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视察，交还死者骨骸及其他遗物。
"傍晚，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林彪等人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页482－483）
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回忆：9月14日中午，外交部即收到中国驻蒙大使馆用中苏关系恶化后已封闭两年多的从乌兰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频专线电话传来的报告，得知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坠毁在蒙古首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机上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报告即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处。下午2时，周恩来来电话，对外交部的工作感到满意并指示：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符浩：《林彪之死》，载《60个瞬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类似这样明显的时间性错误，在回忆录类的史料中实难以完全避免。《邱会作回忆录》在此问题上也并非白璧无瑕。如1971年3月底去向林彪汇报的北戴河之行，邱会作回忆离开北京的时间无误，但向林彪汇报的时间（邱记载为4月1日）错了（《邱会作回忆录》，页757－758）。根据《周恩来年谱》，汇报的时间应为3月30日、31日。31日晚，周恩来等一行已返回北京。（《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47－448）不过，类似这样的错误，在《邱会作回忆录》中较难发现，而《吴法宪回忆录》中所在多有就是了。（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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